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

十六大以来,中国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五大类型,即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效率导向型、战略资产导向型及政治导向型。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布局优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入推进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布局优化创造了机遇和条件。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仍然偏小,但已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东盟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企业会面临来自东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应制定差异化、针对性投资策略,重点对新加坡开展技术导向型投资,对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开展市场导向型投资,对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开展产能转移型投资,对东盟各国开展重点领域的资源合作型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在此思路下,本文提出建立投资协调机构和投资合作机制、加快《投资协议》升级谈判、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功能创新、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和范围、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防控和动态监管等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促进抑或阻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

"一带一路"的推进加快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而信息化是衡量地区吸收能力的风向标,拓宽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渠道。本文利用201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OLS、TSLS和SGMM方法,分析得出东道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见信息化发展是打破贸易壁垒、加快推动国际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同时,鉴于东道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作用,以及东道国政策支持和工业水平的抑制作用,本文提出应当依托信息化发展,把握外贸优势,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转型营造良好环境,从而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而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新模式: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研究——上海汽车与通用汽车合作对印度直接投资案例研究

上海汽车和通用汽车合作到印度开展第三方国家直接投资的过程和动因,展现了对外直接投资新模式--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是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创新,扩展了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合作层次与合作模式,有利于协同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对于中国企业,有利于提高两个市场上战略资源获取的能力与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效应研究及评述

随着国际资本自身演化和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目标和东道国的引资目标始终存在差异而无法达到完全一致,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未必能够对东道国的长期比较优势产生积极作用,有时会对东道国造成很多负面效应。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负面效应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文章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归纳之后,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所产生的主要负面效应进行了分析,最后对现有研究状况作了简要评述。     

数据的投资适格性及中国因应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引领了未来跨国投资的趋势。对于数字经济企业而言,数据能否成为适格投资而受到国际投资协定保护,是对外投资过程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已受理了绝大多数投资争端案件,是未来处理数据投资争端的重要平台。仲裁庭审查数据投资适格性时,应综合分析国际投资协定的投资定义和ICSID仲裁实践中发展出的投资客观标准。中国是数据资源大国,数字经济企业也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应积极应对将来的数据投资争端。为此,中国应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利用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修订和完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定义,并进一步明确投资应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平衡东道国数据规制权和促进数据投资自由便利之间的关系。     

基于SFA法的国际承包工程经济合作效益评价

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尤其对非洲经济合作的异军突起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诸多特征,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企业的关注。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评价对非直接投资的合作效益,以及如何提高投资成效,是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通过SFA方法,以非洲有代表性的11个国家作为对象,对影响中国国际承包工程企业经济合作效率的主要内生、外生变量进行探讨,并对影响程度进行了重要性的排序。研究发现,员工当地化、良好的基础设施、东道国较高的GDP水平等,都是企业提升效益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除此之外,一些不确定因素也会对效益产生冲击。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基于2003—2019年中国与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语言距离主要通过成本机制作用于贸易和投资;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采用当地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降低语言壁垒,推动投资活动顺利进行。明晰语言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摩擦,促进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增长。     

反倾销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进路

反倾销作为WTO框架下保护国际贸易公平有序进行的重要措施已经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然而这一手段也经常被东道国作为贸易壁垒加以利用,从而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尤其表现在反倾销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方面。本文对目前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基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相互关系;二是反倾销的关税跃升与东道国外来投资关系;三是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外资的影响。     

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

"走出去"战略实施10年来,中国资源类企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现有的成果主要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全球化理论并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对资源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效应和对策建议进行研究,而本文则从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出发,以新新贸易理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依据,从该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资源类企业大规模投资西半球国家的根本原因及其"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将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纳入企业异质性的考察范围,为推动中国资源类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评价体系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投资转型的背景下,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已然成为跨国企业关注的焦点,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重要领域。因此,探究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的选址和战略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投资便利化指标的评价体系,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发展水平,在分析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探索了我国与沿线经济体投资合作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并对如何提升沿线区域投资便利化水平和增进双边投资合作建设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海外园区的建立是否促进了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

海外园区的建立是否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成为亟待关注的现实问题。利用PSM-DID方法,基于172个国家2006—2018年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海外园区的建立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外园区的建立可通过基础设施改进、政策互动、信息传递效应促进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在东道国层面的异质性考量中,研究发现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非邻国、未与中国签订FTA的国家以及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更为显著。在园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中,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主导的海外园区,加工制造型、科技研发型和农业产业型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园区产业类型的多样性可以显著地增强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     

新形势下德国与东北地区投资合作:特征、挑战和应对

德国作为世界一流工业强国,是中国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在“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实施以及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背景下,促进德国与东北地区投资合作对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分析了新形势下德国与东北地区投资合作的现状、问题和挑战。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和宏观经济放缓削弱投资者信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准入和投资环境的担忧,中小企业资金短缺且面临融资挑战,以及本土工资成本上涨和专业技术人才短缺。政府应进一步改善企业投资环境,提振企业投资信心;深化优势产业,挖掘新兴产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发挥中德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作用;加强伙伴省州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发展;以服务地方需求为导向,加大人才外引内育力度。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分类特征与演化路径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县域工业化和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特色化的发展过程和路径.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为基准,可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区位导向型、资源导向型、资本导向型、市场导向型、企业导向型、体制导向型、产业导向型等类型.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和条件要求,在资金结构、产业结构、市场机制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并且都具有相应的优势与劣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创新演进的共性路径在于,基于横向视角的特色化发展道路和基于纵向视角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近三十年来关系专用性投资与渠道关系综述与展望

关系专用性投资是建立和维持渠道关系管理的重要手段,专用性投资有利于提升双方的关系质量,延长渠道关系持续时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范围和推动渠道成员的合作,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为合作带来额外的价值;但是由于专用性投资的专用和锁定属性,可能也给企业带来高额沉没成本风险,增加了依赖性,使合作处在不对等状态,尤其在条件不恰当或缺乏合理治理机制情况下,极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正式契约、关系规范、垂直一体化等治理模式对于保护专用性投资权益有积极作用并能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但是这些模式主要集中于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治理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且治理模式适用条件也没有统一标准。因此专用性投资的未来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从多角度、多纬度研究专用性投资对渠道关系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不同渠道阶段和渠道情景,专用性投资对渠道关系的影响;研究不同的渠道治理模式对专用性投资与机会主义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区分不同的专用性投资类型,探讨不同类型专用性投资对渠道关系的不同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资本、劳动异质性的关联

文章基于“要素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资本、劳动力异质性之间的关联.认为在开放条件下,外资部门因为良好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规模经济等因素,而与东道国内资部门相比表现出一定的垄断优势,这使得那些有FDI流入的国家,内、外资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资本异质性”;同时,在有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国家,东道国的劳动力获得了外资部门的“外溢性技术”,从而得到了技能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这不仅提高了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东道国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平,而且也加深了东道国内外资企业之间“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分别选取了我国内、外资部门的相关指标,来分析我国内、外资部门之间的资本异质性和劳动力异质性程度大小.     

黑龙江对俄农业投资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毗邻,是中国对俄开展境外农业合作最早的地区。依托地缘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黑龙江省对俄农业投资近年来发展迅速。同时综合分析了黑龙江省对俄农业投资的现状和前景,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投资东盟与海外华商网络的利用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也是我国扩大对外投资的重要途径。基于地缘优势及我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东盟国家被认为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理想投资地之一。在我国企业投资东盟的过程中,广大的华侨华人和海外华商网络是我国企业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借海外华商网络投资东盟,可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有助于我国企业了解东盟的投资政策与环境,同时,可充分发挥广西及其沿海省份的区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