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边民政策：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

当代中国的边民政策是在国家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周边情势和国家发展的现实条件及实际需要,针对边民问题的突出形式和凸显程度,国家先后推出了阶段性特点鲜明的边民政策,其专项性内涵也经历了由潜在到显在、凸显到深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但由于已有边民政策并不是从国家边境治理的宏观设计来构建的,通常是以具体问题为指向,并分解到不同政策领域的形式来展开的,由此造成其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对象、政策执行等方面的碎片化特征。今天这种碎片化的边民政策已不能有效适应边境治理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相应地推进边民政策的体系化转向,构建形成以边民居边发展和守边固边为统领的体系化边民政策就成为必然选择。     

边民“国民化”:民国时期边政学的一个核心议题

民国时期的边政学者重新界定了边民概念,将其理解为“边疆少数民族”,并从主权、领土和中华民族角度论证了边民的国民身份。在此基础上,他们批判了历史上边民在边疆社会身份体系中所处的“私民”或“奴隶”地位,强调要保障边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主张通过扶持边疆教育来塑造边民的国民意识。这些观点汇聚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边民国民化”议题,反映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边民观念的转变趋势。其间所形成的丰富成果,在研究视角、历史叙事、议题选择、分析方法等方面对今天的边民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

边界、边民与国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之后,世界范围的近现代国家边界逐渐形成,如今任何国家都以国家边界为治权界限.边民的出现是由于国家边界的出现而出现的,跨国民族往往属于边民的一部分,而其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即国家边界的存在.因此,跨国民族研究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面向,即边界、边民与国家.当代国家无一不是追求边界、边民与国家的有机统一,跨国民族在国家未来发展走向中, “和平跨居”是最好的选项.     

中越边境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以云南地西北边民互市点为例

当前中越边境沿线的边民互市点,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和集市范畴,具有广泛和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内含。搞好边民互市点的建设和管理,对促进我国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族群互动、增强国家认同、维护边疆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安全学视野下的边民土地意识构建——以凭祥市友谊镇卡凤村为例

土地可以满足人类衣食足行的基本需求,基于土地创造的农业收入是农业人口家庭经济来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城镇化进程中的征地运动却将农业人口与土地分离,由此引发许多矛盾。本文以广西一个边境村庄的征地行为为线索,探索村民之间、村庄内部秩序以及村民与政府三组关系在征地前后的变化,以此说明基于土地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稳定人心的必要因素。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助于维护边疆安全。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中缅边民流动治理研究——以德宏州为例

中缅两国在历史、地缘、文化及族群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发展命运紧密相连,双方以区域及全球性的共同发展为基点形成共识尤为重要。中缅边境世居民族毗邻而居,相互影响,边民流动频繁是边境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中缅边境外籍边民跨境流动中的避战边民、务工、婚姻管理、回流边民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缩影。缅北民族武装冲突长期存在的影响,中缅跨境民族人口的非法、无序流动加剧,导致非法入境、非法滞留、非法务工等“三非”问题非常突出,且有向国内蔓延的趋势,影响国家安全、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从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这一现实,以更大的发展格局应对问题风险与挑战,是我国提升边境地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要求,是积极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     

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

血缘关系使滇越边民频交簌往在中越两国边境,影响着国家疆域的巩固和边疆民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安边守土的治国思路,使边民得到惠施的同时,也为边商创造了跨境从商的机会。边商的边境从商行为又为两地边民务工创设下良好环境,进而泛化滇越边民的跨国越境行为,滇越边境的正常社会秩序面临更大挑战。维稳滇越边境关键在于国家、地方和边民三者之间构织起一个有序的会通和并接环境。     

黑龙江:着力提高边民幸福指数

黑龙江省是我国东北部多民族散杂居边疆省份,总面积47.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824万,有54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137万。全省有一个自治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一个城市民族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65个民族乡,722个民族村。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有2981公里边境线。     

壮族民间造物的设计观念解析

壮族民间造物观念可以分为实用为本观念、因地制宜观念、因材施技观念、因人设计观念以及融入传统文化的观念.壮族民间造物观念对现代设计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广西壮语文发展60年回顾与展望

在广西推行使用壮文,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壮族地区推行和使用壮文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壮语文推行使用工作保障机制,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加大壮语文人才培养力度,拓宽壮语文应用领域,不断完善相关法规政策等工作成了当务之急.     

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中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喜闻乐见形式研究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还提出了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要求,包括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创新其宣传教育的形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的核心内容。要把握新历史方位的新要求,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走进群众、深入群众,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入脑入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形式生动活泼、喜闻乐见。要依托于“喜闻乐见”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和创新方法,构建生活化、常态化、制度化宣传教育机制,推进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共同富裕。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的法理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内,结合自身经济、社会的特点,以促进发展为目标,自主地选择行使、自主地享有权益和自主地承担责任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权力.从权利存在的形态来讲,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可以划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广西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研究现状与展望(2000-2015)

在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广西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问题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内涵与外延、功能与定位、原则与规律、方法与载体、效果与评估等五个方面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广西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问题进行反思与展望.     

民族的血缘性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演化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谈民族无论如何是和血缘分不开的.中国人有认祖归宗的传统,实质上就是一种血缘认同.基于此,我们对民族概念的界定,也应该从实际出发,回归到中国社会一般理解和运用的那种含义,而不必去跟随外来话语莫衷一是.民族具有血缘性,除了一部分真实之外,更大部分是出于认同需要的“血缘拟制”.民族过程的基本倾向之一是民族的血缘性不断下降,而反映这种变化的直观表现就是族际通婚.改革开放是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为深刻的时期,也是中国各民族的血缘性得到最为深刻改造的时期.无论是对照以往的调查资料还是经验观察,都可知当前我国族际婚姻的数量在增多,范围在扩大.族际通婚的增加淡化了各民族自身的血缘性,却增添了各民族之间血缘的联通性.各民族通过族际通婚将自己的血缘扩散到其他民族的过程,也就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得到更为巩固的过程.     

利益分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与边疆治理

国家认同问题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就存在的民族政治问题,在社会转型与利益分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凸显.边疆治理面临着民族矛盾上升、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流失、跨界民族问题增多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化解利益分化时期国家认同与治理危机,需不断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高驾驭民族社会问题的能力,培养民族地区的中介组织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从而达到善治.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的民族权力析论

以现代民族为主体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就是协调国家政治与民族社会关系的过程.现代社会民族权力的形式及其运用均与民族国家密切相关,民族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民族权力的形式与民族国家格局、全球化下民族权力的特征等,都是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心话题.国家治理体系对民族权力的有机整合与公民权益的有效维护,是抑制全球化下民族权力的异化与离析、克服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