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理论探索与制度构造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作为政党责任制的一种,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制度效用,实现“党规之治”的意志表达。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生成逻辑可从价值、理论、实践三个层面透视：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根本价值动力,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实现党规之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直接价值动力;党内法规之中权力、义务、责任的统一论,是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内在机理;党内法规执行“宽松软”的现实困境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立规”向“执规”的重心转移,提供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建构的实践动力。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运行有赖于责任构成机制、责任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宣传教育机制等一系列机制的有效运作,这些机制共同构成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制度内容。     

党内法规体系形成后时代的发展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长远之策、根本之策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体系形成后时代,面临体系健全、实施激活和保障强化的三重发展任务.践行党内法规体系成熟标准、提升党内法规全生命周期质量、维系党内法规体系统一权威、形成党规国法相向而行格局,是健全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策略.营造浓郁的全社会学习党规的氛围、持续加大党规公开的力度和落实执行责任制,是激活文本之规走向行动之规的主要机制.德才兼备的党规专门工作队伍、守正创新的党规理论研究队伍和代代相传的党规后备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强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根本的组织保障.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内法规的创新探索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精神之魂,贯穿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全过程。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内法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本文尝试创新探索,通过制定党规、宣传党规、执行党规的路径和方法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内法规建设,以形成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的长效机制。     

党的领导法规之概念展开

党的领导法规从实务概念发展到学术概念,内涵有所变化.以"部门法"思维观之,领导法规专事调整党的外部领导关系,主要规范事项除了领导行为,还有领导主体、职责和保障等,因而不仅指"1+4"框架中的领导工作单行法规,还包括党章和其他三大板块党规中的领导规范.相对应的党规部门是调整党建关系的建设法规.党建关系、外部领导关系都离不开由党章及其关联法规所调整的党内领导关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称党的领导制度涵盖建设法规和领导法规.为贯彻宪法之党的领导原则,国家法律对党的领导事项作出规定,社会规范等对领导法规进行细化.这些在党规之外的领导规范和作为党规的领导法规共同构成党的领导法体系.发展一种部门党规意义上的领导法规概念,对于发展领导法规教义学、构建部门党规体系有着积极意义.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探索与时代启示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党内法规制度应需而生、迎时而立,为不同时期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成为践行“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在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的要求下开辟了体系化发展的路径。百年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启迪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体布局,致力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的提升,建设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合章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协同共治的中国式图景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新篇章,推动了合宪性审查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推进了合宪性审查主体、对象、范围、程序等关联一体的制度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能否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或者说能否将党内法规纳入合宪性审查范围,存在一定的争议。无论基于党章与宪法关系的理论审视,还是立足于合宪性审查本身的理论反思,党内法规接受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皆存在不足。构建中国特色的党规国法审查监督体系,需要合宪性审查与合章性审查在各自场域中相对独立运行,同时又相互衔接配合,两者并行不悖、关联互通。回应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化发展的需要,对照国家合宪性审查制度,应当重点围绕党内法规合章性审查的主体、对象和一般程序等,构建党内法规合章性审查制度,以形成合宪性审查与合章性审查协同发展的中国式审查监督体系。     

党的组织法规视域下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与内涵逻辑研究

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对其进行党内法规学研究需要遵循党章文本蕴含的历史规律和重视党的各级各类组织运行的实践环境，追求理论逻辑、规范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法规文本与制度实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包括“集中有效执行党内民主、统一全党思想行动”和“民主有效制约集中、激发全党创造活力”两重理论基础，其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论，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建设中则发展为对党内民主正当性与集中领导有效性双重追求的实践逻辑。为此，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内涵逻辑展现为侧重实现民主正当性的设立规范、实现组织运行有效性的活动规范和实现监督制约的保障规范，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体系。     

党内法规的概念界定、内在理念与外在特征

党内法规的概念由来已久,但对党内法规进行全面系统和科学的界定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内法规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的内在理念体现为党性、主体性和理性。党内法规所具有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普遍适用性和严密的逻辑结构等外在特征受到党内法规内在理念的影响或决定。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党内法规理论

自党内法规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日起,党内法规理论研究热度不减,受到了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等学科和领域学者的重视。囿于党内法规理论尚未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党内法规具有独特的制度逻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法治属性与政党制度属性,这是生成党内法规本体理论的前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党内法规理论需要以党内法规本体论奠定理论研究基础,以党内法规价值论凸显制度功能取向,以党内法规历史论阐明制度变迁规律,以党内法规运行论描述制度动态实践。     

党内和谐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及其基本要求探讨

党内和谐是指构成党的各主体要素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按照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要求,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执行使命的相互交往的活动关系中形成的思想统一、民主团结、文化和谐、制度健全、心情舒畅、富有活力、友好相处和融洽共事的党内生活状态。它主要包括了思想和谐、组织和谐、作风和谐、制度和谐、利益和谐、行动和谐等六个要素。增进党内和谐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保持思想统一;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肃党的纪律;坚持维护团结统一,做到自强与开放的统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基本要求。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独特优势。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锻造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都离不开制度规范体系的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命题,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根本遵循和内在结构。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将自我革命精神自觉融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着力建构两个体系——以自我革命为逻辑起点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四个机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机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执纪问责机制和“三不腐”一体推进机制,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治理效能。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党内法规制度效能提升研究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制度依据,党内法规的制度效能不仅关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也是依规治党得以长效化的关键,然而现实中党内法规的制度效能实现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实现了制度与行为、环境的有机结合,对于分析制度效能问题具有视角优势。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制度相关人-环境”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可知,党内法规制度效能实现受阻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能动性因素和外部因素,具体表现为：党内法规的质量有待提高、部分主体的思想认知落后与法治能力不强、党内法规与环境的契合度不高。因此,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效能应从党内法规的内部因素、制度相关人的能动性因素以及制度环境的外部因素方面着手,全面推进依规治党。     

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制度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法治理念融入管党治党实践、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本路径。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制度治党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科学性、发展性,针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宏观设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党内法规的科学制定,党内法规的与时俱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及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坚持制度治党,必须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思想,全方位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科学发展。     

人民网评:从严治党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党法同国法的关系进行了新阐释,肯定了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显示出以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定决心。《决定》明确了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     

论党内法规的规范性 ——基于党史和学理的双重考察

党内法规作为一种具有法意涵的规则体系,规范性是其重要属性.党内法规的规范性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和规范性理论的双重视角展开论述.党内法规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产物,"党内法规具备规范性"命题的直接来源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内法规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表达了党内法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构建党内有序统一的政治秩序"的原初目的.目前党内法规已经构成了严谨的规范阶层结构,这一规范阶层结构是党内法规具体条款具备效力和强制性的体系支撑.党内法规的规范性还来自于中国共产党自身价值正当性及其对党内法规体系以及具体条款的价值传导,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取向通过党内法规变迁机制、义务权利机制以及规范性表达式传导至党内法规并获得贯彻实施的保障.趋向学科化的党内法规,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党内法规规范性的阐释和论述.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位及其衔接

准确把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促进二者的良好衔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顺畅运行的重要一环。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性为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愿望道德与义务道德的理论观点,对我国治理和法治实践缺乏解释力。现代法治精神内核是规范公权力,“制度之治”是法治的核心要素及“中国之治”的根本特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双轨并行”型制度架构,应遵循统分结合、平等互促、合理转化的原则,从制度的理念、内容、形式全要素、全过程地促进二者衔接协调,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制度互动格局。     

论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目标导向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内监督体系”这一新的重要概念,并对完善党内监督体系作出战略部署,这反映了党内监督的深化,反映了党内监督领域的拓宽和党内监督目标的升级。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主体、党内监督对象、党内监督内容等三个方面基本要素,以及制度、技术和指向三个方面连接要素。从应然角度和规范层面,新时代党内监督体系应具有主体方面的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对象方面的普遍性前提下的差异性,指向方面的自上而下、同级相互和自下而上的均衡,手段方面的制度和技术的组合等四个方面基本特征,其目标导向应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基本解决党内的作风和腐败问题、降低党内监督的成本、形成党内监督的闭环和确保党内监督体系的持续运行五个方面。     

谈党内监督现状及其发展完善

党内监督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核心,贯彻"三个代表"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只有加强党内监督,才能真正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才能端正党风,克服官僚和腐败,保证党的队伍纯洁,才能有效调动党内一切力量,提高执政党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提高党驾驭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监督在制度和实践方面得以加强,形成了一个以党的组织和党员及其活动为指向中心的党内监督网络,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党内监督形式多样化、制度化的发展,促进了党的建设,但党内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党内监督不力的主要表现为专门监督机构缺乏权威、注重了制度建设忽略了制度实施环节的监督,缺乏时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机制、不重视党内民主生活的监督等.为了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应主要从强化专门机构监督、加强党规党法实施环节的监督、突出党内监督重点、加强党内民主生活监督、把握党内监督的整体性、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并实现党内监督法治化等方面加以发展和完善.     

比较视域下党内法规体系的法治化进路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内法规的性质定位、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党内法规体系的内部效力关系与实效性等问题关注较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但仍然存在效力位阶原则尚需明确、内部统筹协调有待加强、公开透明性不足等问题。我国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可批判借鉴国外政党的经验,通过明确"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等原则、建立党内法规全流程监控机制、公开法规全编、出台法规制定与解释技术标准等内部进路方式,推进党内法规体系的法治化。     

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

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党内法规实施效能的提升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回应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与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的新要求,明确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的新使命、新任务,是当前党内法规实施的重心所在.党内法规实施效能的提升,以党的领导根本政治保证与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法律保障的有机统一为前提,以党统领战疫全局、协调各方执法力量为基础,以强化疫情防控督查检查为支撑,以党法协同为路径,从协同效能、补强效能、监督效能的提升出发,形成党内法规实施体系建设整体合力.通过党内法规与疫情防控法律的统筹衔接,以及党内法规实施全链条中的复合型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为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