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

文章测度了2003～2009年中国省域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水平的变迁特征,并通过耦合模型衡量了二者的协调发展程度,借此系统论述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明显,且各区域均存在福利的拐点。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协调度的下降和福利拐点的到来将恶化二者的耦合趋势。因此,当前各省应发挥增长在二者耦合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并结合自身发展特征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持续促进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共进,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深化和谐社会建设。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基于CFPS2010年调查数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着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在剔除队列效应后,影响依然存在。在我国,初婚年龄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初婚行为。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共性--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的职业流动明显频繁于老一代;同时,在新生代的职业流动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和职业类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职业流动则受制于其家庭结构特征的代际差异之外,经济追求和宏观结构因素仍作为共性因素影响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     

人口结构、城镇化与人力资本的演进——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对人口结构、城镇化与人力资本三系统耦合机理及其动态跃迁机制全面解析的基础上,构建三系统耦合模型,对1997~2014年中国省域三系统的综合指数及系统耦合的时空演进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区城镇化、人力资本指数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而人口结构指数则呈下降趋势.同时,各区域三系统耦合均已进入协调发展阶段,且呈由东至西递减态势,但耦合演化进程较为缓慢.未来全面推进人口城镇化,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转变,是有效减轻人口结构负面效应,从而最终实现系统耦合持续演进的关键之举.     

户籍差异与婚姻质量——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对个人择偶选择的限制,伴随劳动力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减小。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研究了户籍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异地结合的夫妻幸福感更强;其次,户籍差异对婚姻幸福度的影响因户口类型、东中西部地区及收入阶层而呈现结构性差异,具体表现在:非农户口的个人,嫁娶异地配偶,幸福感会增强;东中西部比较而言,婚姻的互补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幸福感比较显著;而收入阶层越高,地域户籍差异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则越大,验证了双方事业、精神的互补性对主观幸福效用的增量作用。最后,文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加强了地域户籍差异影响婚姻幸福度结论的稳健性。     

中国服务业FDI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25个省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FDI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看,现阶段中国服务业FDI对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区域看,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 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对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服务业FDI对就业的促进效应较弱.为此,本文提出要针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服务业外资引入政策:加大内陆地区服务业FDI力度;提高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水平;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制造业,从而带动相关服务业向中西部转移;优化沿海地区服务业FDI结构.     

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生育政策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十个国家197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U形关系,采取选择不同样本、加入政策变量和其他与生育率相关的重要经济指标如妇女的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等进行再检验,结果支持该假说,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程度整体较低的阶段与生育率呈现较高的负相关,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效应取代替代效应对生育率起主要推动作用,如果再辅之以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生育率会出现轻微的反弹。因此,对于已采取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可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权衡利弊,适时调整政策。     

人口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美国、中国、日本、英国等9国1961～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人均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及人口结构与全球碳排放显著相关。此外,人口城镇化率与碳排放的关系呈倒U形,即在人口城镇化的早期会促进二氧化碳的排放,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扩大则会抑制碳排放;而人口的年龄结构,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则具有U形的特点,即在人口老化的初期由于老年人群的消费模式会减少碳排放,但当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后,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增多,以致需要更多的经济活动支持这部分开支,因而会造成碳排放的增加。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人口规模、结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目前关于人口对碳排放影响的经验研究,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STIRPAT模型为研究起点,运用中国1997～200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Driscoll和Kraay基于固定效应中纠正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的估计方法,具体考察了地区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考虑人口结构因素的情况下,人口规模的排放弹性显著为1,因此,以中国为样本研究碳库兹涅茨曲线(CKC)并不会产生太大偏误。在反映人口结构的变量中,劳动年龄人口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户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率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