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吗?

流行的观点认为保存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本文将短视损失厌恶的行为逻辑与社会情感财富分类结合起来,提出仅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则会促进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在中国两类社会情感财富的作用还受到转型期制度情境的影响。基于第九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48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愿望对企业研发强度存在显著负效应,而家族传承意愿则会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市场化程度会弱化家族控制愿望的负效应,而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家族传承意愿的正效应。上述结果提示不同社会情感财富存在不同影响,同时表明正式制度可以弱化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的短期导向,而政治联系则会弱化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长期导向。这意味着引导家族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一方面要引导家族加强长期承诺,另一方面要依靠正式制度的完善,不能过多依赖非正式制度的私人化扶助。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经济期望、家族情感依恋与创业坚持的关系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及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国内各地区194家新创企业的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表明,经济期望实现程度与创业坚持之间呈倒U型关系。通过检验经济期望实现程度的边界效应,发现了家族情感依恋在经济期望与创业坚持之间的调节作用,即创业家族对企业情感依恋程度较低时,经济期望对创业坚持的正向作用将会削弱;当创业家族情感依恋程度较高时,会进一步削弱经济期望对创业坚持的倒U型作用关系;当情感逻辑比理性逻辑更占上风时,企业主则更加倾向于坚持创业。     

家族命名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反映.搜集整理了控股家族创始人和重要家族成员的姓名等相关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有较高声誉维护动机的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和有较低声誉维护动机的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家族命名会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发现,家族命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负面影响关系在存在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家族股权中仅有核心家族成员参与时表现得更强.此外,家族命名的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水平、股权质押、战略激进度等实际的风险行为,家族命名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中,家族命名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最后,还发现家族命名方式在子公司的使用范围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挥民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家企传承的道家智慧

近年来,华人家族企业争产内斗事件频频见诸报端.第一代企业家本来期望后代将家族与企业发展壮大,却往往事与愿违.莫非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并非仅此而已.商业家族往往过于重视物质财富,忽略了无形财富的传承."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对家族企业来说也是如此.成功世代传承的家族,都十分注重无形财富的传承.     

家族期望落差与创业退出：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

作为创业过程的重要活动之一, 创业退出并未引起学者太多的关注, 大多数现有研究文献从企业家、企业、行业和宏观环境去分析创业退出的原因, 而忽略了创业家族的影响.本文以家族期望作为分析单元, 从理论上探讨了家族期望落差与创业退出之间的关系, 以及寻租活动在其间的传导效应.本文的经验分析主要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 (1) 新创企业的创始人及其家族具有多重期望目标, 包括家族财富、家族声望、家族团结以及人丁兴旺期望的实现. (2) 家族期望落差对企业家是否选择创业退出具有显著的影响, 即家族的财富丰腴、团结和谐和社会声望期望落差越大则家族企业创始人越倾向于退出经营领域, 而人丁兴旺期望落差越小则越有可能坚持创业. (3) 寻租行为在家族期望落差与创业退出之间起中介传导效应, 即家族期望的未实现将导致企业主倾向于选择非法性寻租行为, 而寻租的高成本与潜在的风险则会进一步增加其退出创业的可能性.     

经营期望与家族内部的权威配置——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尤其是业绩反馈理论对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威配置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在企业实际业绩未达到经营期望水平时,业绩的落差越大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采取拯救行为而不是放弃对家族企业的控制,同时倾向于砺练最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2)在企业的实际业绩超过经营期望水平时,超额收益越高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将权威配置给经营能力最强的家族代理人以实现家族王朝梦想,同时还会产生一种亲缘效应,即对核心家庭成员而不是远亲成员赋予更多的权威.3)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内部权威的配置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制度环境不规范情况下,家族企业主出于仁慈倾向于将具有“负产品”性质的权威配置给有能力的远亲成员而不是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     

基于代际传承视角的绿色消费意愿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绿色消费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强调不损害后代利益,但传承动机作为绿色消费行为的激励机制尚未引起人们重视。本文基于生命史理论和解释水平理论的视角,构建了以未来导向为中介,解释水平为调节的传承动机对绿色消费意愿影响的模型。实验一探讨了传承动机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实验二探讨了未来导向的中介作用;实验三通过2×2的组间设计探讨了解释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启动传承动机会提高个体的未来导向水平,从而增强其绿色消费意愿。高解释水平会加强传承动机对未来导向的正向影响,进一步促进绿色消费意愿;而低解释水平则会产生抑制作用。本文拓展了绿色消费行为的内在动机研究,并为企业制定绿色产品营销策略提供新的方向。     

家族权威与企业绩效:基于广东省中山市家族企业的经验研究

家族权威既有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效率,但另一方面又制约着家族企业的发展.本文基于一手数据,对家族权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强化家族权威的负面效应高于正面效应:(1)强化对家族股权的控制有碍于家族企业的成长;(2)提高家族成员在高管中的比重并未能显著地改进绩效;(3)通过控制关键岗位以强化家族权威这一策略对家族企业绩效也没有显著作用;(4)通过授权弱化家族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大型企业更是如此;(5)家族权威的制衡机制对业绩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曾宝盈,“创二代”的传承与转变

当征战商场的第一代企业家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财富家族正在迎来企业接班、家族传承的高潮期。越来越多发"二代"接班人扛起继承家业的大旗,他们在传承财富的同时也承担与之俱来的责任与义务,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弱势,又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女性企业主对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考察家族企业女性企业主对企业OFDI战略的影响,提出女性企业主在OFDI中的突出表现主要得益于其对家族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充分运用。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家族企业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主为女性时,企业OFDI水平更高;家族财务资源、企业董事会海外背景与董事会女性占比,均正向调节女性家族企业主与企业OFDI之间的正向关系。     

中庸理性影响下的家族企业股权配置:中国本土化的实证研究

现有大量研究都集中关注家族企业股权在家族与经理人之间配置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是却没有探讨过在中国本土背景下,有什么关键因素会对家族企业股权配置产生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鉴于此,文章运用国际学界在"中为西用"学术革命中提出的矛盾论分析框架,探讨影响股权配置的因素。在这场学术革命中,中国众多的传统文化思想被运用到现代理论的发展中,其中讲求整体性和辩证性思维方式的中庸理性受到极大关注。家族企业作为家族与企业的契合体,同时又是典型的企业家控制型企业,情感与理性的交织正是家族企业在治理方面区别与其他类型企业的独特性之所在。文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意图对股权配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企业家的中庸理性在此关系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之前还没有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过相关研究。     

家族身份维持、正式组织制度与泛家族化管理

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是我国家族企业实现治理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组织身份理论认为泛家族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家族身份泛化和家族成员对家族身份控制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主家族主义观念较强、家族股东涉入程度较高以及具有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具有较强家族身份控制需求,导致在经营上表现较低的泛家族化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组织制度有利于提高泛家族化程度,同时正式组织制度的完善也减弱了核心家族身份维持、企业所有权家族身份的控制与延续对泛家族化的负向效应。研究结果厘清了家族企业中阻碍实现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的家族身份因素,揭示了家族身份色彩越浓厚,其越难以打破原有家族边界进行泛家族化管理,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定治理转型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攻不破的“家族化怪圈”：家族主义文化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吗

我国家族企业渐进式的职业化变革受到家族主义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本文考察了家族主义文化对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家族主义文化越浓厚,职业经理人离职后企业越倾向于重新聘回家族经理人,且优先家庭核心圈层成员;职业经理人任期内代理成本高或处于非高技术行业环境的家族企业,家族主义文化更容易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在家族主义文化与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关系中起到抑制作用,这意味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影响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中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家族逻辑、企业逻辑与家族企业成长——S公司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涉及家族和企业2个系统,前者以情感为维系逻辑,后者以能力效率为运营逻辑,二者之间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冲突。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之间能否平衡决定着家族企业成功的概率。S公司案例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影响着创业者的家族地位和家族社会资本的汇集,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社会责任。只有在制度理性的约束下,伦理文化才有利于企业运行效率的提升,因此,家族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制在于"家族伦理—企业伦理-制度理性"三者之间的有效制衡与共振。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相似性研究

本文利用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中2010年-2012年的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数据、公司财务数据,以及润灵环球责任评级2010年-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探索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行为的相似性。研究结果发现,公司之间存在的社会网络会造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行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企业越是处于核心地位,越是容易传播信息,控制能力越强的时候,该公司同与之相关联的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行为方面越是具有相似性。这一结论为改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向。     

家族决策权配置与企业创新——基于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1—2016年中国家族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四类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探讨了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家族—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不利于企业创新,“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有助于企业创新,“职业—家族”决策权配置模式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职业—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有助于企业创新。其中,“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最显著。(2)冗余资源弱化了“家族—家族”以及“家族—职业”两类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3)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强化了“家族—家族”以及“家族—职业”两类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4)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一方面弱化了“家族—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则强化了“职业—职业”决策权配置模式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从决策权配置的视角来解释家族企业的创新战略,并兼顾了冗余资源与社会情感财富的影响,对家族企业如何设计决策权配置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对家族企业连锁董事网络结构的影响研究

聚焦家族企业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嵌入结构特征及成因,对2008～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间连锁董事网络的分析发现：在以社会情感财富保存为主要决策参照点的“家族逻辑”影响下,家族企业出于维护家族控制等考量,倾向于建立更封闭的连锁董事网络结构,尤其对于股权制衡度高或两权背离率低的家族企业而言,其网络封闭程度更为明显。同时,与家族逻辑相对的“企业逻辑”则具有削弱家族企业网络封闭程度的影响;家族企业CEO早期教育和职业经历中的企业逻辑印记(MBA教育和金融从业背景),会显著削弱其企业所处网络结构的封闭程度。     

家族控制、企业目标与家族企业融资决策——来自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不同的控制权偏好与多元化企业目标间的关系及其对家族企业融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家族控制是实现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家族目标)的基础,对实现以企业增长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增长目标)无显著的影响;家族控制对家族企业利润积累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对银行贷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股权融资却呈现显著的"U型"和负向影响;家族目标对亲友间借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增长目标对股权融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家族企业融资模式形成及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对进一步推进我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改革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