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

《三国志通俗演义》当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六年左右。主要依据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两件资料：一是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所载庸愚子蒋大器于弘治甲寅为该书写的序文；一是郎瑛《七修类稿》中的两段文字。还可以见诸《明孝宗实录》的一则材料作为佐证。而在目前学术界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元末明初说”则有种种漏洞，难圆其说。     

刘福通结局之我见

关于刘福通的结局 ,以往最常见的说法是 ,他在至正二十三年于安丰被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杀死了。本文列举、分析了这种说法的疑点 ,并通过对《明太祖实录》和《庚申外史》等书的比较 ,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反思 ,觉得《庚申外史》等书关于此事的记载比《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更为可信 ,认为刘福通与韩林儿一样 ,亦死于至正二十六年廖永忠的瓜步沉舟 ,而《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则系明初统治者的作伪。     

明仁宣时期农业自然灾害及救灾措施述论

明仁宣时期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史有“仁宣致治”之称。,本文以《明仁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中有关农业自然灾害及其救灾措施的相关记录为基础,运用Excel统计软件,对明仁宣时期的农业自然灾害的种类、区域分布特点、并发特点,以及相关的救灾措施和救灾力度进行了分析,着重从救灾措施这一侧面,论证了“仁宣致治”的形成。     

清代实录馆考述

清代实录馆为例开之馆。皇帝晏驾之后，嗣位者必为之开馆纂修实录。因实录非常设机构，故《清会典》、《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和《清史稿·职官志》皆不言及，学术界对清代实录馆亦不甚了了，这与实录馆在诸修书馆中的至尊地位极不相称。清代诸修书馆中，实录馆的组织之严密，运作之有序，堪称典范。很多先进的管理手段都是由实录馆首创，然后，其它诸馆才纷起仿效。研究清代实录馆，不仅对整理和分析《清代历朝实录》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系统研究清代官方史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此，本文拟就清代实录馆的建置沿革、职官…     

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

清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可以证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确实存在。结合《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关于"革除"事迹的相关书写之法,可以对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形成以下几点新的认识:首先,朱棣在即位之前就已经"去除"建文年号。建文二年,用庚辰纪年;建文三年开始以洪武纪年,并追改建文纪年,否认建文帝的合法性。其次,朱棣即位之后废除建文之政的同时正式"革除"了建文年号,使洪武纪年合法化。再次,宣德时期,史臣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背后透露出来的"篡夺"之意太过明显,在纂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创造出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洪武三十五年的纪年方式来取代洪武纪年,对朱棣"革除"史实有意曲笔隐讳,给后人的认识造成混乱。最后,因为误读了《太宗实录》的书法,万历朝臣在恢复建文年号的政治活动中,明确否定了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王世贞、余继登、顾炎武、潘柽章等著名学者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对《明史》以及后世影响极大。     

《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家大师,《荀子》一书近年来已经被认作是荀子思想的实录。而《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近代以来将此二书判为“伪书”的情况是层出不穷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尽管成书比较复杂,但是却包含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内容,是值得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注意的重要资料。此外,《苟子》书中所见与此二书的相通相近的情况,也说明了苟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也谈《水浒传》的祖本

关于《水浒传》的祖本,有七种主要说法,让人信服的还没有。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直至《菽园杂记》作者陆容逝世的明孝宗弘治九年,还没有描写108人聚义的《水浒传》。于是,仿竺青、李永祜先生所撰《〈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一文,推算高儒家的藏书、百卷本《忠义水浒传》正是《水浒传》祖本。正是这个本被“削去致语”,成就了“郭武定本”。     

实录究竟起源于何时?

实录是我国封建史学中的一种重要史体。《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注录梁代实录三部,武帝时两部: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三卷,《梁太清实录》八卷;元帝时一部;谢吴撰《梁皇帝实录》五卷;过去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古代实录产生于梁代,唐以前的实录也仅此三部。     

从《国语》看我国早期散文的发展轨迹

《国语》非一人一时之作 ,客观上为研究我国早期散文提供了可靠的蓝本。其中的《周语》凝练古朴 ,《齐语》层次渐明 ,《越语》纵横捭阖 ,三个时期的作品勾勒出早期散文发展的轨迹 ,展现了中国史官的实录精神。     

《袁崇焕资料集录》即将出版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阎崇年等同志编纂的《袁崇焕资料集录》,最近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袁崇焕是明末著名的民族英雄,曾在关内外屡败后金(后改称清),后因崇祯误中皇太极反间计而被冤杀。袁崇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向为史学界所重视。《袁崇焕资料集录》博采明清以来官书、私人撰述、档案金石、方志谱乘、后人诵悼诗赋及杂录等约四十余万字,史料翔实、丰富。其中,如《满文老档》、《明实录》、《清实录》、《李朝实录》及私家著述《今史》、     

评《顺宗实录》

《顺宗实录》是韩愈的史学代表著作，它记载了顺宗朝（永贞元年，即公元８０５年，一月至八月）的史实，历来学者对该书的真伪、好坏持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想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教于韩学研究的方家们。一、论《顺宗实录》的真伪目前我们所见的《顺宗实录》载于《韩昌黎...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出版发行

2009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丛书（共12册）。该丛书从《清实录》中辑录并整理订补了有清一代十朝关于新疆的重要资料,涉及清代新疆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为研究清代新疆历史所必备,该丛书一经面世,就受到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明代鱼鳞图册始造于洪武元年

解放后出版的某些通史和专著,多把明代始造鱼鳞图册的时间,断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其根据是《明洪武实录》和《明史·食货志》。《明洪武实录》卷一八○的原文是:     

建文帝有实录吗

史学界长期流行明建文帝有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说法,并广泛见于研究或介绍《明实录》的专著、教科书、工具书和论文中。该说直接源于《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本文通过追朔其史料来源和考辨史实的方法,得出建文帝并无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结论,并指出《明史·艺文志》所以致误的原因,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对《船山师友记补正》的一点补正

近读桂多荪《船山师友记补正》(载《船山学报》1985-2第69页),查阅了家藏《大行实录》残本,对于管嗣裘逃匿地点、共难的朋友以及与刘惟赞往来之人,有以下几点补正。 1、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引《永历实录》载:管嗣裘在广西陷落后,“匿临川山中”,“临川”确为“灵川”之误。查《大行实录》和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为“灵川”。可见是罗正钧抄录之误,或排印之误。     

《清实录》叙事客观的影响因素探析

《清实录》叙事之所以基本上是客观的,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一手文书档案资料的全面搜集与审慎考订,是《清实录》反映清代社会发展本真面相的基本前提。其二,校对谨严、层层审核的纂修机制,减少了诸多包括史实、文字及删润不当之失。其三,惩处机制的严厉,极大地降低了《清实录》的失误发生率。其四,以史为鉴的资政需求,是纂修人员秉笔直书的有力依据与保障。     

《清史稿·疆臣年表》纠误一则

内蒙古社科院民族所刘蒙林最近撰文指出,《清史稿》卷250、疆臣年表9,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右卫将军条:“费扬古十月授右卫将军”,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乙亥乞休,颜寿三月为右卫将军”有误。根据《清实录》所载,费扬古卸任绝非康熙五十七年,而是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清实录》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辛卯条对此有清楚记载,况且费扬古早在康熙四十年(1701)就已病逝(见《清实录》康熙四十年七月丁亥条),根本不存在五十七年“正月乙亥乞休”一事。另外此表又认为费扬古为第一任右卫将军,其实第一任右卫将军应是满洲旗人希福,《清实录》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条载:“授都统希福为建     

为《大行实录》事致本刊编辑部

<正> 编辑同志: 本人是船山公第十一代裔孙,即贵刊载鹤仙茂才的孙子。今年二月,我问爸爸有没有船山公的书在家里,家父把仅存的《大行实录》拿给我。《大行实录》据《船山公年谱》载为“未见”,而贵刊1985年第2期《王夫之著作目录考》上载为《永历实录》,并注明:“同治《衡阳县志》在此书后注明:‘夫之自题为《大行录》’。”此处漏     

怨愤、苦痛背后的实录坚守——不容忽视的《史记》美颂艺术

不囿于统治者及世俗好恶,且能超越一己怨愤,司马迁对实录进行了彻底坚守。《史记》的美颂,无畏无私,实事求是,充满正义和骨气,是实录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首篇选择示美颂、客观叙事寓美颂、他人肯定寄美颂、＂太史公曰＂表美颂,构成《史记》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运用互见法、创体后破体,凸显《史记》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最初创作动因的诱发,促成《史记》美颂艺术的形成。     

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下)

四、论今本《顺宗实录》不能称为“韩改本” 这里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瞿林东同志在《北师大学报》1982年1期所发表的《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兼答张国光同志》一文的问题。瞿文评我企图推翻“南宋以来的旧说,并替今本正名为韦本”,是“失于深考,不可信从”。但他已不得不把今本《顺宗实录》改称为“韩改本”了。他说:“司马光所说的略本应为韩改本,即路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