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

《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是明嘉靖帝为其父兴献王朱撰写的实录体史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科，有些是其它史书所未见者，它对研究明中期藩王制度、兴献帝封地安陆的情况以及兴献帝本人都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本书不符合历史上只为皇帝修实录的惯例，因此修成后备受冷遇，且现在中国大陆只有一部，很少被人注意，以致它的价值一直被埋没。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史记》传记文学写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 ,为确保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确定并遵循四项写作原则 :一是忠实于“六艺” ,不随意杜撰 ;二是忠实于古籍 ,不偏离古文 ;三是对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 ;四是搜集逸闻轶事 ,纠正谬误。从这一点上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从古黟碧阳书院碑石看清代书院教育

黟县之有书院,自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所建集成书院始,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知县谢廷杰即黟城旧学宫址建碧阳书院。其他尚有中天书院、淋沥书院等。明天启时,书院均因宦官魏忠贤祸乱而毁。     

明散曲兴盛年代论

自晚明以来,人们一直将明中叶成化、弘治两朝或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作为明散曲的兴盛期,把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甚至隆庆四五朝整整百年作为明散曲兴盛的阶段,而且多以为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前,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后。事实上,明散曲兴盛的黄金时代应在正德、嘉靖两朝,此前的成化、弘治不过是明中叶散曲初步复兴的时期,明中叶散曲的复兴,应是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前,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后。     

明代嘉靖倭患兴起的原因分析

明嘉靖朝,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猖獗一时,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参与和日本国内的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从而形成了嘉靖朝的倭患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而对明代倭寇成因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试探

明朝的宗庙制度 ,在嘉靖年间出现了一次颇具波澜的变革。由于这场变革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密切相关 ,由此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 ,祈请方家指正。一明代宗庙制度的创立者是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1 36 6年十二月 ,小明王死后 ,朱元璋便抛弃了“龙凤”年号 ,改以国号纪年 ,并在应天设立了宗庙 ,这是朱元璋创立起自己独立政权的正式标志。① 这也就是明朝最初的宗庙。《明太祖实录》卷 2 0载 :“吴元年 ( 1 36 7)九月甲戌朔。……太庙成 ,四世祖各为庙。德祖居中 ,懿祖居东第…     

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一、井田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井田”是我国古代空想中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而其内涵却又最为混乱的一个概念。先秦道家宣扬其“小国寡民”,这是反映一种消极倒退的幻想,当然不会对后代产生多大影响,但其内涵却很为明确,不会引起歧见。大同思想的光辉内容不减于第十六、十七世纪西方的乌托邦思想,可惜它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不曾产生什么显著的影响。井田思想就不是这样,尽管这一思想的原始模式就是矛盾重重,却从汉代到二十世纪之初的这二千一百年中曾千万次的被人们所传颂,并在宋、明、清等王朝还不断有人企图小规模的试行,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卢Nan生卒年考

卢柟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位著名文学家,但他的生卒年有关文献却语焉不详.本文从内证和外证几个方面,对卢柟的生卒年进行了初步考查,确切地考证出了卢柟的生卒年时间为生于明正德二年(1507),卒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关于何景明的两篇逸文

关于何景明的两篇逸文傅瑛近日翻阅方志，偶然在明嘉靖《真阳县志》和嘉靖《太康县志》中发现何景明的两篇逸文，现介绍给大家并相与析之。收录在嘉靖《真阳县志》中的一篇逸文是《送陈子令垣曲序》：真阳陈子为乡举士，绩学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矫不附，不害不干，不矜不渎...     

史学思想与明清历史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疏论

虽然唐代以后在理论上史传与传统小说创作发生分野,但是史学作为“小说之祖”,史学思想仍然是影响后世小说创作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史学中的“直言实录”、“微言大义”、“人物品藻”等思想无不在明清历史小说的人物性格塑造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明嘉靖中期,国内外贸易状况日趋复杂,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倭寇猖獗,海禁与反海禁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明统治者把这种状况简单地概括为倭寇问题,从而增加了识别的难度。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嘉靖中期倭寇的活动及其性质,需要简略地回顾倭寇的发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但又必须加以区别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倭寇(日本称为海寇)起源于元代以前,成长于元军侵日之后,发展壮大于日本的南北朝和战国时期亦即明嘉靖中期以前,而消亡于明万历时期亦即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时。明成化、正德时期,出使日本目睹倭寇实况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估计,对马、壱岐、北九州及濑户     

关于《大复集》的版本

何景明《大复集》的版本主要有三种 :明嘉靖三年刻本、嘉靖三十七年刻本和万历五年刻本。王重民先生曾对嘉靖三十七年刻《大复集》三十七卷本及万历五年刻三十八卷本提出疑问。其实出现不同的原因是编纂人的指导思想有别造成的 ,并无删削或残缺     

《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

明朝没有起居注制度,只能临时征集资料修纂实录.明实录编纂所用资料,主要向中央各部与地方征集.地方资料的采集前后有所变化.前期,朝廷直接选派办事进士下各省征集资料;隆庆以后,改由各地提学负责史料征集.地方征集史料一般要设立史料采集机构,严谨者会订立一些采集凡例.万历以后,由于建立了起居注与六科章奏制度,出现了邸报,实录编纂以朝廷积累的史料为主,对征集地方史料的依赖性有所下降.实录实际是帝王编年史,所以政府活动史色彩更为明显,人物的入传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忠孝节义"人物,翰林诸官在实录记栽中占了优势.实录记载视野的局限性,正是政府史与民间史、国家史与社会史视野不同之处.嘉靖之前,实录只在皇宫内小范围流传.从嘉靖开始,明实录有所传抄,向外传播.晚明实录的向外传播,促进了当代史纂修的发展.     

澳门开埠时间考

关于澳门开埠的确切时间,迄今仍是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概括起来共有七种,即嘉靖八年、嘉靖十四年、嘉靖三十年、嘉靖三十二年、嘉靖三十六年、隆庆初及万历中等。本文根据中外文献原始记载,对各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辨,并得出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年）应是澳门正式开埠的时间,郭《广东通志》嘉靖三十二年之说很可能是“三十三年”刊刻之误,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年）则是葡萄牙大批从浪白移居澳门之年     

珠算宗师 卷尺之父 程大位的历史功绩

程大位,字汝思,号宾渠,安徽省休宁县人（今黄山市屯溪区前园村人）。生于明嘉靖十二年四月初十日（1533年5月3日）,卒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1606年9月18日）。著名珠算家和发明家。他“幼负颖敏,尤长于算学”,20岁左右的“弱冠之年,商游吴楚,遍访明师,广采博览,苦研算学”,40岁时“归而覃思于率水之上”,     

建文帝有实录吗

史学界长期流行明建文帝有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说法,并广泛见于研究或介绍《明实录》的专著、教科书、工具书和论文中。该说直接源于《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本文通过追朔其史料来源和考辨史实的方法,得出建文帝并无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结论,并指出《明史·艺文志》所以致误的原因,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言官与明嘉靖朝政治

嘉靖之世,明世宗刚愎自用、果于刑辱,长期厌恶言官、拒纳谏言。在嘉靖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言官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谏阻和抗争,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正色立朝的浩然正气。然而,由于世宗对正直的言官大加摧抑,至嘉靖朝中后期,言官队伍发生了严重分化,言路风习日渐沉寂,标志着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不断加深,明代言官制度的缺陷也尽显无遗。     

彭泽与甘肃之变

成化至嘉靖初年 ,明朝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边疆危机是西北边疆地区的哈密危机 ,甘肃之变是该危机日益加剧的集中反映。彭泽举措失当与甘肃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德末年和嘉靖初年 ,明廷就彭泽在甘肃之变中的责任问题发生了两度激烈的争论 ,最后皆以彭泽受惩处而告终。特别是嘉靖前期对彭泽等人责任的再讨论 ,是解决哈密危机的必要步骤。对彭泽等人的惩治为解决哈密危机和安定西北边疆扫清了障碍。     

明中后期下河地区的水环境与赋役体制改革

明嘉靖以来,由于水环境的恶化,下河地区的州县普遍面临赋税征收的困难。府、巡按一级的官员,根据水环境与水利系统维护的差异性,一方面蠲免受水之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等州县的部分赋税。另一方面,自正德年间始,将受水患最为严重之兴化县的部分赋税调剂至泰州、江都、如皋等滨江州县,试图通过在州县之间的调剂完成赋税的缴纳。这一措施虽然得以短暂的推行,但是却损害了被额外摊派赋额州县的利益,万历初即无法延续,只得采用钞关船税银、支修河夫银、仓稻米、漕折银、赃罚银等田赋之外的其他经费筹措方式。兴化县最早采取田地清丈、整顿里甲体系的措施,进行赋税征收体系的调整。嘉靖、万历时期,泰州、如皋施行民灶分征,其目的皆是控制更多的可缴纳赋税的田地与户口,整顿赋税征收的秩序,缓解完纳赋税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