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册立皇后礼仪考述

汉代册后礼仪应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但现在保留记载完整仪节最早的册后礼仪是东汉灵帝册立宋皇后。尚书官员的奏疏揭开了册后的序幕,皇帝不仅批准尚书官员的奏疏,还亲自参加册后仪式。太尉持节主持仪式,宗正宣读册文,女官参与玺绶的传递,在玺绶传递中的陪衬地位,表明了皇后在宫中的至尊地位。称臣妾并非是夫妻的特定称谓,而是君臣关系的体现。册后礼仪中出现了宫廷帝后专用的黄门鼓吹乐。     

两汉皇帝巡幸礼仪的政治属性

天子出行,巡幸地方,自古有之。皇帝的巡幸是了解民情,掌握百姓生活的重要途径,同时还要考核地方官员的为政情况,宣扬国成,教化百姓,维护统治秩序,也是皇帝决策的重要依据。巡幸也是最高统治者一次接触下层社全,观民问俗,覆行统治职责的重要活动。两汉时期的皇帝曾多次巡幸,在巡幸活动中,政务活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巡幸礼仪也制度化。其中仪仗与导引离不开象征古代人社会、政治地位的车舆,仪仗用来煊赫场面,导引用于保护道路畅通与皇帝安全。本文我们在揭示两汉皇帝巡幸政务活动内容的同时,也将阐释其礼仪制度化的进程。     

汉代礼制与公私秩序的构建

＂公＂＂私＂秩序和谐是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关键。儒家理想虽然提倡大公无私,但在汉代政治文化领域却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公而忘私,而是对公、私的界限有着明显的认知,同时也十分重视对私领域的保护,其间儒家礼制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儒家礼制兼有公、私的属性,强调在公共领域遵循＂义＂的原则,在私人领域遵循＂恩＂的原则,如此才能公、私和谐而有序。     

汉代经学中的文体学研究

汉代经学昌盛,汉代经部文献中包含不少相当重要的文体学史料。汉儒在先秦儒家经典的笺注和训诂中,也涉及对早期文体本原含义、体制以及相关的名物制度的研究,内容包括对诗歌性质、作用、表现手法、体裁分类的论述,对礼制与文体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文体语词的语源学探讨。尽管这些还不是自觉的文体学研究,却开启了先秦文体史研究的先河,在内容和方法上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对后代的文体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武则天时代的礼仪与政治

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封建礼仪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实现封建宗法统治的有力工具。秦汉以来，各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注重修订仪利，发挥其中尊君抑臣精神，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传统礼制所极力宣扬的男尊女卑、君君臣臣思想，无疑是武则天执政的极大障碍。但她却能够巧妙地克服障碍并进而利用礼仪制度来为她的统治服务。其政治手段之高明令人赞叹。武则天是怎样利用礼仪活动来为她的统治服务的呢？以下，我们对武则天时代（从光宅元年武则天临朝称制到神龙元年中宗复辟）的礼仪制度上的一些重大举…     

汉代的赐酺与养老礼

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汉代皇帝在帝室喜庆的场合经常赐酺，赐酺的实质是实施乡饮酒礼。乡饮酒礼作为一种古礼，以尊老敬老为主旨，汉代统治者期冀在民间实施乡饮酒礼达到教化社会的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化社会的目的，汉明帝在继承古礼的基础上又实施了养老礼。养老制度中的赐仗、赐帛絮、赐肉酒在养老礼仪节中都有充分体现，养老礼教化社会的作用明显，加深人们对养老制度的认识，使养老制度更加深入人心。     

论汉代丧礼中的以礼入法现象

在两晋南朝的法制思想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它是丧礼正式入律的标志。我们在探究西晋"准五服以制罪"的来源时发现:汉时法律的一些处罚原则已经是按服叙的远近为依据的了,这表明汉代的丧葬礼制对法律的影响作用是很强的,其对魏晋时期"准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了汉代丧礼中部分以礼入法的现象,来具体考察汉代丧葬礼制在法律中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行为礼仪试探

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前夜回顾与展望,人们惊异地察觉:本世纪工业化迅猛发展,创造出已往数个世纪相加都无法比拟的物质文明,然而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却在枯萎,甚至出现了社会伦理道德的衰退。于是,道德重建,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诸课题成为东、西方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共同理论焦点。有趣的是,蓦然回首,中国儒家的心性伦理被摆到世界文化的宏观背景中——尤其是那些所谓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国度——成为重建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文化资源或思想资料。 中、西有别。祖国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是好事,值得庆幸、自豪。然则,这时更需要的是保持清醒,人家的重视、研究、选择,那是人家的事,我们自当清楚:中国的传统文化渊源博大,远不是儒家一脉所能独自涵盖的。作为文化资源,除儒家外,尚有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因此,强调立足实地,冷静而细致地数一数“家珍”是十分必要的。努力耕耘,共建精神文明家园,此乃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 礼仪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礼节仪式。行为礼仪是与制度礼仪相对而言,专指人们日常生     

方位礼仪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在礼仪形式中有一种注重方向和位置的礼节，我们不妨称之为“方位礼仪”。方位礼仪在中国至少有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产生于古人对方位的尊卑观念。古人对上下、前后、中左右、南北东西，都附加有特定的尊卑含义，明显地反映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伦理思想。方位礼仪一经形成，又为儒家思想所规范，载入经典，成了一种重要而严格的礼节要求，故而逐代沿袭、久久不衰。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在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研究并发展现代的方位礼仪，就应对古代的方位礼仪有所了解，以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汉代玉匣葬服的使用及其演变

玉匣葬服是汉代皇帝和诸侯王等贵族死后装殓尸体的一种高级葬服。它是中国汉代考古学中的重要发现。几十年前,在河北省邯郸王郎村的汉墓中,曾发现了这种高级葬服的玉片,但是不得其解。1968年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两套完整玉衣出土后,才揭破了玉匣葬服之谜。也才有可能使我们全面了解权代皇帝和诸侯国王侯死后使用玉匣葬服的真正面目。     

礼与生活——圣城贤谈

礼分为＂礼仪＂、＂礼制＂、＂礼义＂三个层次。礼义决定了礼制,礼制决定了礼仪。因此,所有的＂礼制＂及其外在的＂礼仪＂表现,其实都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礼义＂———正义原则。儒家的正义原则一个是正当性原则,一个是适宜性原则。     

简论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

先秦儒家文论经过汉代经学的改造 ,从一种民间文化立场转化为体制文化立场 ,这一意识形态化过程使汉儒关于文学的言说在本原论、功能论、创造论三方面与此前儒家文论有所不同。考察这些不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文论批评 ,以及儒家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     

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高丽王朝凶礼制度分析——兼论对唐、宋制度的效法

在中华先进文化和礼仪文明辐射下,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为实现儒家礼治政治目标,效法中国制度进行大规模礼制建设,作为中国礼制核心内容——五礼制度之一的凶礼也在高丽朝初具体系与规范。高丽凶礼条目共十一项,主要是国恤、丧葬和服纪制度,其内容与形式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的特殊性表现出儒佛杂糅、缘情定礼的自身特点。高丽凶礼建设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半岛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王权,意欲实行政治文化礼治化、社会伦理思想儒家化的历史过程。     

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考察

汉代郡政府在汉代国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国家结构中发挥着地方政府职能,又发挥着行政中介职能。两种职能的发挥,使其有效地治理着地方;又紧密地联结着中央与地方。郡以及郡县制度的完善,为汉代国家管理提供了优化模式,对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国家结构及汉代国家治理形式的认识,有助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与思考。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邓小平对公平施政的探索及其启示

公平施政是政治公平性的现实体现与实现方式.邓小平在从效率施政走向公平施政、公平施政的制度安排、绩效衡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当前,要充分发挥政府公平施政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政府从效率施政向公平施政的转型,重视公平施政的制度建设,坚持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公平正义的统一,以推动政府公平施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传统礼仪教育及其现代价值

礼仪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祭神敬鬼活动 ,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演变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周公“制礼作乐” ,对“礼”做出了创造性发展。由于礼仪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 ,代表着国家的整体利益 ,在塑造完美人格、协调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因而礼仪教育受到历代当政者和教育家的重视。中国传统礼仪的精华可以作为当代新礼仪建设的思想资料。中国传统礼仪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改进和加强当代青少年的文明礼貌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情深而文明：先秦儒家祭祖礼仪及其借鉴价值

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中国人的整个社会生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家国大事。据现有儒家典籍记载,先秦祭祖礼仪主要包括丧祭、时享、祫禘三类。宗庙是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祭也是被允许的。儒家肯定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认为人们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称情立文”与“立中节制”是儒家祭祖礼仪立制的两个主要原则。礼是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形式,诚与敬是践履祭礼的两个核心要求。儒家祭祖礼仪以涵养个体道德情感与构建人文主义信仰为两大价值指归,这对当下公民道德修养与社会伦理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

中国古代"礼"概念包括礼节仪式、伦理道德、政治等级三层含义,三者虽有联系但各有特定的内容。作为中国礼制史研究的对象,礼仪、礼制都是特指"礼"的礼节仪式层次。礼仪包括民间礼仪与国家礼仪,后者即通常所说的"礼制",亦即礼仪中具有国家背景和政治强制力的部分。礼仪制度有别于其他典章制度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表演性、象征性和程式化、标准化。表演性、象征性使礼仪具有高于日常生活的特殊意义和广而告之的公示功能,程式化、标准化使礼仪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规范性以及维护和强化社会政治等级的功能。中国古代礼制的发达使礼仪的两种特性得以充分发挥,从而给中国文化烙下极度重视表演和程式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