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出土商代有铭铜器概述

据截至2008年12月底前已发表的商代铭文材料,全国共出土商代有铭铜器6000余件,其中有确切出土地的不过2000余件,以河南出土数量最多,有近1400件,其次分别为陕西、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湖北、辽宁、湖南、甘肃、四川、广西、浙江、天津、江苏、北京、内蒙古、江西、广东等省市.     

试论李家窑M44墓主身份及西虢东迁问题

李家窑西周44号墓出土铜器之铭文显示的信息是:墓主名叫"追夷",以"宫"为氏,子男一级贵族。结合其他铜器铭文可知,宫氏为姬姓,是西虢小宗。追夷大约在西周末年随其宗子由西虢迁居今三门峡一带。平王东迁,西虢随之东来,便以"宫"氏居地为基础建立了虢国。     

侯家庄王陵区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初步考察

殷墟侯家庄王陵墓区出土有铭铜器81件,今按铭文内容可分为47种,其中大多是用来表示族氏称名。笔者谨将其中的37种铭文分为26组,进行初步的考察。     

五祀卫鼎新释

载之司约职官掌管职事范畴 ,属“治地之约”。铭文书写职官应为司约[6] [7] 。五祀卫鼎新释@王长丰$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河南郑州450052~~~~[1]庞怀清,镇烽,忠如,志儒.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报告[J].文物,1976,(5). [2]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M ].中华书局,198612. [3]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M ]文物出版社,1986. [4]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A].故宫博物院.唐兰先生金文论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 [5]王长丰.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及其世系研究中的一个误区[J…     

枣庄东江小邾国贵族墓地发掘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东江村古墓共六座,分两排南北向排列。出土有铭铜器24件。根据所出铭文等相关资料,可以对各墓墓主作出推测,并进而探讨小邾国的建立及其都城所在与疆域范围等问题。     

曲阜县发掘两周时期的几座大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

山东省文物部门在曲阜县城以北鲁故城的西北部、发掘了一座西周晚期墓和六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型墓葬,获得了一批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西周晚期的鲁司徒中齐墓,出土铜器中鼎、盨、壶、簠、盘等九件带有铭文,记载着墓主的官职和名姓。有一制作精美大方的“戎壶”,上面铸“侯母作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字样,可能是出征时的盛水器皿。有一铜盘,三足铸成三个光身赤脚的奴隶,肌肉线条,面部神态,清晰可见;盘上两耳作两牛匍卧,栩栩如生。其余铜器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     

两周铭文与中国古代文体发源

随着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现已发现两周时期百字以上铭文400篇之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这些长篇铭文记事完整,叙事清晰,语言简炼,其中可见早期中国文体的发源情况:青铜铭文中祈福的嘏辞,是祝体文学的发源之一;两周时期的"诰"体铭文,与《尚书》六体之一的"诰"体的写作内容和行文方式是一致的;西周中晚期册命制度的建立,催生了"命"体铭文的成熟并形成模式化的写作方式;"铭者自铭",铭文的颂赞本质是中国早期"颂"体文学的活头源水;铭文的箴刺鉴诫功能为古代"箴"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两周铜器铭文以其记事的生动丰富和写作的不同方式,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文体的滥觞。     

师■簋盖铭文辨伪

《文物》1964年第7期发表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陕西省记寿县武功县出土西周铜器》一文,介绍了武功县南仁公社北坡村出土的三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两件师簋盖,各有铭文一百另一字,铸造时代断定在共王初年。 从该文的介绍和所附的拓本图象看,两件簋盖的铭文内容虽然相同,但其形制和花纹却不同,特别是在铭文书体的风格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我在初看到这篇介绍文章时,曾怀疑一号簋盖可能是一件赝品。鉴于它和另外两件     

周原铜铭 周史新证——从《殷周金文集成释文》收录的周原出土青铜器看其特点

众所周知,周原出土的青铜器,为西周铜器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而青铜器上的铭文更是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宝贵资料。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周原出土的青铜器从多种角度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了深入广泛地研究,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可以看出西周一代,由于史料极为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2 0 0 3年 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2 7件氏铜器 ,其铭文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按铜器铭文内容与器形 ,可分为 3组 8篇 ,并应与 1985年在杨家村发现的另一组青铜器做综合考察。这些资料叙述了单氏家族 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 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史事 ,其中的 12位周王与《史记·周本纪》所述西周王室 12位列王的次序与称名完全一致 ,将 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所未列的西周王室后半世系全部补上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等书面文献的可靠性。同时 ,还为西周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 ,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西周年表”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另外 ,还有助于我们对西周历史文化有关问题的辨误。     

商周青铜器铭文概述

<正> 铜器铭文,前人称为彝器款识或钟鼎文,现在通称金文。古人在铜器上铸刻文字,最初只是自记其名以表示器物归其所有,所以后人把“金”与“名”合成一个字,称之为“铭”。商周有铭铜器总数五千多件,铭文所包含的单字约3500个,目前已能辨识的字约     

甲骨金文的“ ”与殷墟“ ”墓

将殷墟甲骨文、晚商铜器铭文中的＂＂与殷墟出土的两座＂＂铭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可知＂＂在商代是一个较重要的族氏,生活于武丁至帝辛时期。该族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世代出任武职,在殷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史密簋释文考地

1986年,陕西安康县城东王井沟出土史密簋,铭文记述了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对研究西周史、铜器断代以及山东半岛方国地理都有重大的意义。《文物》1989年7期发表了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发表了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西北大学学报》     

西周七铜器历日的推算及断代

西周铜器铭文备记“王年、月、月相、日干支”者达五十余件之多,这对研究西周历史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是,我们的文史界长期以来没有科学而便捷的推演历日的方法,不得不比照近代外人的资料,或者是William和Owen的《Solor and Planetary Longitudes for Years -2500 to     

甲骨金文的"(族)"与殷墟"(族)"墓

将殷墟甲骨文、晚商铜器铭文中的"(族)"与殷墟出土的两座"(族)"铭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可知"(族)"在商代是一个较重要的族氏,生活于武丁至帝辛时期.该族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世代出任武职,在殷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西周昭王铜器新探

昭王铜器至今仍是西周早期铜器断代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拟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籍以器形、纹饰等诸多要素,特别从金文字形书体的角度在已确定的标准器中选取富于变化的高频单字对年代争议颇大的铜器重新梳理并审视西周早期特别是昭王时期铜器的时代特征,并强调西周铜器断代中器形、纹饰、铭文三要素形态演变的价值和意义。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龏?诸器及相关铜器系联研究

传世两件龏?鼎与龏?觚应系同人所作同铭器,据此可以订正过去对鼎铭的有关误释和误解;从器物形制、纹饰及组合等角度来看,龏?诸器的时代应为商代晚期,而非西周早期。据以器物铭文、形制纹饰及出土地点等线索,可将龏?与河南辉县一带出土的子龏及子龙诸器加以联系,"子龏"与"子龙"实即一人,"龙"系"龏"之省;龏?方鼎及觚铭的"龏?"与女子觯(子龙觯)及龏母簋的"龏母"或即一人;"子龏"与"龏女(母),子"铭文同铸一器,二人或系夫妻关系;子龏应系子族,系商王室贵族,所任应系高级武职,其聚居地应在今河南辉县一带。据以文字和文例,"司"或"?"即"姒",系商王之配偶;"龏?"即"龏姒",系子龏之配偶,这与由铭文系联途径推定"龏?"与"龏母"为一人,与"子龏"系夫妻关系可交验互证。     

西周南淮夷称名与军事考

南淮夷之称,仅见于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由《生盨》、《敔簋》、《虢仲盨》《禹鼎》、《兮甲盘》、《驹父盨盖》等器铭可知,南淮夷军事实力强盛,作为周王朝的一支劲敌,多次侵入内地,打到今陕西商县一带,震动朝野。基于这一点,凡欲研究西周晚期历史,特别是军事史,周边民族关系史,无不注目于南淮夷。本文拟运用青铜器铭文,整理排列,对照文献,从南淮夷与东夷、淮夷、南夷的复杂关系中探求南淮夷的来龙去脉及其军事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