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汉文西夏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述评

近百年来,学者对汉文西夏文献整理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六类,即文献综述、专书或专题考证、专书整理、文献辑录、史料考辨、海外访书与书目编修。对汉文西夏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有重大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丰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有助于西夏学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助于西夏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使相关研究成果更加科学、合理;有利于西夏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古文献学科建设与国学研究

大陆古文献学科的管理和划分较为混乱。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依此,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而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又包括狭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研究三个侧面,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又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特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和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侧面,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又包括古文献保存和复制、古文献检索和利用、古文献学工具编制三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即传统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即传统的文史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即传统的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我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表解》评议

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改革势在必行。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应与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水平相适应。冯浩菲先生的《表解》颇有新意,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为对象的学科称“古典文献学”不能完全涵盖其研究对象,叫“历史文献学”又容易产生歧义,叫“古代古献学”比较好。古代文献学应该设置古代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和古代文献学史4个下位学科。作者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表。     

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文献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概括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其一,崇敬文献典籍、重视文化传承成为文献整理者的自觉意识;其二,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文献整理原则和求真求实的文献整理宗旨;其三,文献整理体式丰富多彩且不断创新,适应了文献典籍极其丰富和人们从不同角度诠解文献的需要;其四,摒弃了文献整理形而下的观念,有着文献整理旨在阐明义理和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其五,自觉摆脱琐细考证,不断进行文献学方法的总结和理论探讨;其六,重视完善自我,关注文献学家的修养。继承这些优良传统是当今文献学发展的必由之途。     

筚路蓝缕,开前人之所未开——谈王应麟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人们一般认为宋代史学和文献学并不发达,宋代的学术乃是以理学为中心,主要是空谈心性。其实不然,有宋一代,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修史制度之严、历史学家之众、官私史书之多是过去各朝所不能比拟的。诚如张舜徽先生所言:“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至密,凡举清代朴学家所矜为条理缜密、义据湛深的整理旧学的方式与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学者治学的范围,并且每门学问的讲求,都已由宋代学者创辟了途径,准备了条件。宋代学者这种功绩,应该在中国学术史上大书特书,而不容忽视或湮没的。”①王应麟正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优秀史学家及文献学家的一位代表。然而学术界有关其人其事的研究,     

《仪礼》 文献学研究方法论浅议

在华夏最古老的重要典籍中, <仪礼>是比较难读的一部书,这主要是由于它语言古奥,文辞简略:名物茫昧,无从考订;仪节烦琐,无从通贯.今天我们整理和研究历代<仪礼>文献,考察分析整个<仪礼>文献学史,除了要研究具体的个案学术问题,还要从理论层面把握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其中既要考察传统<仪礼>文献学研究中的诠释方法论情况,也要讨论当代<仪礼>文献学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有关情况.只有兼顾古今各自所需遵循的原则性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才能促进当代<仪礼>文献学研究的全面开展与深入探索.     

中国书法文献学及其学科建设刍议

目前的书法学,除了其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外,它从学术发展的整体态势中接受了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和整合化要求。从研究的角度看,书法学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有利的条件,书法学应建立自己的文献传统,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书法日益＂美术化＂的时代,必须重提中国学术的文献学传统。根据历代学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书法文献工作的需要,我们可以继承中国文献学强调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学科分支在实际中的结合,重视目录学的史学功能及其在学术上的指导性,使后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时重视史源,即在进行文献整理时,注意追寻史料的来源,以求得客观的记述。结合书法自身的特征,书法文献学的分类可包括书法古籍整理、书法史料汇集、中国书法学工具书以及中国书法史料学的建设。     

古文书学视野下太行山文书的定位、特点和价值

太行山文书入藏邯郸学院以后,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整理、宣传、研究以及一系列学术活动,已经揭开神秘面纱走入学术殿堂和公众视野。它是四大考古新材料之后、内阁大库档案之外,中国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又一大宗新文献材料,是近代以来中国新文献领域中明清民国时期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文书群的家族新丁。太行山文书的时代特点是跨越古代、近代与现当代三大历史时期;地域特点是来源横兼晋冀鲁豫多省,并有少量非太行山地区的文献;文体特点是古代部分与其他大宗档案文献大体类同,近现代部分基本涵盖了白话文时代的各种形式;内容特点主要表现在个体文献、教育文献、村落文献、社队文献和机关文献多个方面。太行山文书的价值,一是提供了一些其他档案文献所不见或少见的珍稀文书种类;二是提供了大批反映基层社会历史面貌和社会变迁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三是提供了地方学院开展跨区收藏、整理、研究地方文献,建设地方学术中心的物质基础和难得机缘。     

中国高等院校重点学科巡礼(之七) 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

四川大学是近代“蜀学”的中心,许多蜀学名家曾在此勤奋耕耘。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近代蜀学的专长之一,实证研究和朴学精神是近代蜀学的灵魂。时至今日,新一代的学者已经崛起,他们延续了近代蜀学的学术血脉和重视国学根柢、科学严谨的学术基因,并将之扩大到敦煌文献、宗教文献等崭     

《船山遗书》与《沅湘耆旧集》——邓显鹤及其湖南文献整理

邓显鹤是清嘉庆道光年间湖南著名的文献学家,他整理和刊刻了大量的湖南文献,最著名的有《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和《沅湘耆旧集》二百卷。前者使湮灭百余年的王夫之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后者集古代湖南文艺之大成,至今仍是我们研究湖南古代文艺的重要资料。他的文献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整理文献必须实事求是;整理文献必须求得善本且精审精校;整理文献当由近及远;整理文献当随刊随补。     

《仪礼》文献学研究若干领域的回顾与展望

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仪礼》文献学研究近年来开始受到学界重视,但其研究无论是在广度或是深度上都还远远不够。文章在立足于现有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仪礼》文献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从基础整理层面和比较综合层面两方面,对《仪礼》文献学研究进行一次回顾与展望,探寻近期内该学科的发展理路。     

谢国桢文献学成就三论

谢国桢把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见解独到。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学者;他把版本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在版本鉴定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寓文献学思想于文献研究的实践当中,强调研究文献学要实事求是,努力扩大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     

民国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演进

学科体系的确立和规范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从学术谱系来看,民国时期,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体系建构和演进轨迹清晰可循。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提出“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念并以西方学科理念框定中国传统学术,开启了民国文献学体系建构的先河。在梁氏文献学思想的影响下,郑鹤声兄弟完成了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中国文献学概要》,其构建的“大文献学”体系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学科基础。随后的三四十年代,以“校雠学”命名的章节体著作大量出现,这些学术专著在文献学理论、方法和历史方面为构建学科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一些校雠学著作还保留了传统史书的编纂方式和体例,此时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调适中。民国时期文献学体系建构经历了从“以西范中”到“援西入中”的转变。考察这一时期文献学体系的嬗变,可以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历史鉴戒。     

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刘跃进先生学术访谈录

本访谈约请刘跃进先生就秦汉魏晋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刘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经历谈起,具体论述了"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困境及其出路、<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秦汉文学的再评价等问题.他在访谈中提出传统文献学的四层次说、文献学在当代的发展、东汉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新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走向通融"的趋势及其深刻的变化:文学本位意识、文献基础意识、理论创新意识等诸多创见.访谈也体现出凝聚在刘跃进先生具体研究背后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这些新意迭出的见解不仅对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青年学者而言,也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继承光荣传统，开拓藏学研究新天地——全国藏族历史与文化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全国藏族历史与文化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9月10日-11日在西藏民族学院举行。 这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学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西藏民族学院承办,来自全国九省、市7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围绕“考古发现与文献整理、民族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宗教文化历史与发展、近代藏区的社会变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五方面的主题进行了大会发言。     

民国语言学史研究

承古代语言学研究之文风,民国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研究史上具有无异的学术权威与历史痕迹;启学术后藻,民国语言学研究引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并体现了民国语言学发展的三大学术特点及矛盾:(1)强语音研究与学术实用倾向的矛盾。清末之前,语言学研究主要为"解经"服务,自清末开始,注重实用成为趋势,而语音研究与实用学术并无直接关联,民国语言学研究却仍有很强的语音研究倾向。(2)主流学术机构语法学研究缺乏与民间语法研究火热的矛盾。民国时期,语法学受官方学术冷落,而作为"民间学术",语法研究却堪称近代学术的一大亮点。(3)"语言"系统与"文献"渊源的矛盾。民国时期,语言学与文献学的界线存有诸多模糊之处,"考证类"文献的归属也是一件"麻烦事"。事实上,文献问题本无碍,因为中国语言学原本就包含有文献渊源。     

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

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五四"以后,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承袭乾嘉汉学之余绪,专心于古籍文献的考辨整理,成就一种文籍考订之学.这种文献学范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文献学并未完全吞噬和覆盖历史学.20世纪以来梁启超等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直至1980年代,二者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文献学与历史学开始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司马迁文献学实践及其理论探索

文献学是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利用进行研究,探索其规律,从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学问。司马迁是继孔子之后系统整理文献的第一人,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是他对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编纂的过程,也是其文献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因此,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文献学家。他在文献学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思想为历代许多史家所称颂,对今天的文献学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与文献学的发展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随着朴学思潮的勃然而兴,文献学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面貌,考证、辨伪等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受到学者的重视,书籍的典藏、刊刻逐渐兴盛起来,目录、版本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转机。凡此种种,文献学各个领域自身的发展变化,既促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潮流的转换,也奠定了清代文献学发展鼎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