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史路径

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却超越了地方团练的组织边界,把地方团练训练成为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导武装力量。从历史路径上分析,其"不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分别是团练最终成为湘军的政治博弈、制度创新和客观环境。     

论湘军的崛起及其影响

从1853年初曾国藩在湖南长沙奉旨办理团练组建湘军,至1864年攻陷天京,曾国藩将其解散为止,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湘军活跃了十二年之久,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挽救了清朝行将覆亡的命运。然而,湘军不仅征服了太平天国,而且对近代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拟从湘军筹组的特征,考察湘军崛起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不当之处,请行家不吝赐教。一太平天国革命自广西金田村爆发后,转战两湖,席卷三江,定南京为国都,北伐、西征,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为了对付太平军,清政府除调兵遣将、实施围剿外,还派遣大员在各地兴办团练。曾国藩丁忧在籍,也奉旨在长沙协助巡抚办理团     

略论胡林翼宦黔时的治“匪”策略与措施

胡林翼在宦黔的7年之中,针对当时贵州的"匪"乱制定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措施,主要包括:编保甲、立团练;用士用民;以静制动、坚壁清野;恩威兼施等。这些措施给"匪"徒以沉重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清廷在贵州的统治。胡林翼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为他以后加入湘军、协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奠定了基础。     

书生立武勋——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相对来说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般侧重于检讨太平天国方面的失误与不足以及抨击清政府的"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等,而很少从湘军入手,探求其究竟是如何战胜太平军的。其实湘军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本文仅就湘军领导层的认识和作为来作番探讨,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宗族在近代社会中的控制作用——以晚清湖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成为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在时局的变化下,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从御匪到救时:道咸之际清廷团练动员的兴起

清廷针对太平天国的团练动员并非一次性的举动,而是于道咸之际经历了从最初要求广西一省"普行团练",到太平军突出广西后逐步扩展办团区域,再到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向各省绅民发出总动员令的渐次展开过程。其间,随着各省安全形势的恶化以及一些地区办团效果的初显,清廷对团练动员的重视程度日渐加深,使得"办理团练"从最初边陲省份的御匪之策提升为面向王朝的救时良方。同时,由于意识到地方官无力完成办团过程中劝谕、捐输等繁重事务,清廷将广西地方当局创设的以在籍绅士协助地方官办团的做法予以谨慎推广,并于发出办团总动员令后不久开始向各省大规模委任在籍绅士,随之形成的"团练大臣"群体则引发了地方权力结构的显著变动。无论是通省办团还是委任在籍绅士,其推广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反映出清廷对于民间武力和地方绅士既欲倚重又不无担忧的矛盾心态。     

论西征军入湘和湖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太平天国西征军入湘后碰到两支强大的势力:一是以曾国藩为首领的有组织的湘军,一是分散于各地的、起来造反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大众。以往的一些著作在论述这近半年的历史中,大多着眼于太平军与湘军之间的战斗和较量,而对湖省人民在这场斗争的作用述论不够。事实上,湖南人民的活动和斗争不仅影响着太平军和湘军的战争,而且对整个西征战局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对太平军入湘后的军事史实只作一些概括和说明,着重述论湘省人民的战清斗争以及它同整个湖南乃至于西征战局的关系。     

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 ,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 ,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 ,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 ,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 ,拓宽了研究领域 ,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 ,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如整体性研究缺乏 ,微观性研究失衡 ,史料有待于挖掘和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 ,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 ,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

宗藩是影响明代两湖地方的重要因素之一。两湖地区不仅建藩数量多,且分布广,存在时间长,其影响除了以往关注较多的田地占有以外,还有宗藩之供应与役使、宗藩与地方统治秩序、宗藩与地方社会生活等方面。具体表现如:加重民众赋役负担、干涉地方官府行政、挠乱地方社会秩序、恶化基层社会风气。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文化抉择失误的悲剧--太平军入鄂150年祭

在中西文化激荡之际,洪秀全抉择采用了西方文化浅陋的宗教部分,并以此为旗帜发动了太平军起义.但这浅陋的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社会(包括农民大众)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曾国藩敏锐地看到了刀光剑影之下的文化冲突与危机而大作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儒学)与载体(绅士与农民)组建湘军,并依靠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这一内在活力来革新文化机制,整合社会,最终将带有西方文化变调的太平军淹没在血泊之中.所以,太平军失败的根本因素在于文化抉择的失误,而这一悲剧在其1853年进入湖北之际就已拉开了序幕.     

论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的拯救皇权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为了稳固封建的统治秩序,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疯狂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中尤以湘乡、新宁等地的团练武装最为突出。他们在办团过程中,开创的“以书生训山农”,注重对团丁进行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教育工作,推行宗族组织和保甲合一政策,为曾国藩创办湘军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湘军军纪蜕变析论

本文围绕湘军的军纪问题,从湘军以理学治军与制造三次屠城事件这一矛盾入手,深入解析湘军军纪蜕变的内在原因。除了消灭太平军中坚力量、缺饷、主将泄愤等原因外,湘军屠城的关键在于理学治军难以维系。以理学治军根基在于湘军组建之初以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但是,随着战争日趋残酷,湘军伤亡惨烈。兵员需求的迫切,迫使湘军的招募更为简化,招募对象则更为拓宽。咸丰七年以后,湘军主要招募老勇,甚至包括绿营兵和太平军的降兵。当老勇成为湘军主干,用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无法维持时,以理学治军的意识形态教化自然成为空论。此时的湘军与其他清军兵勇并无本质区别,缺饷少食时,官长只能以利驱之,以致出现屠城暴行。一支失去基本军纪约束的军队,走向末路实属必然,曾国藩主动将其裁撤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地方精英”视域下的宋代民间办学——以江右为例

宋代地方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承袭了先秦以降之"乡三老"制,却在国家政权与普通民众之间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主导作用。宋代江右发达的经济、浓厚的文风以及勃兴的人才,给地方精英参与民间办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然他们参与办学动机各异,但在借此实现自身价值及推动地域文化发展的同时,与地方社会产生了良好互动。     

清代封建论的文化意蕴初探

清代封建论早已突破了先前封建论主要着眼于体制之争的框框,成为一种思想资源,或是藉以反思明亡清兴,或是藉以批判郡县制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或是借封建"分权"的内涵倡导地方自治.除上述社会及政治的现实之外,长期延续的宗法传统、儒家文化中"公"的思想观念及其与法家制度文化之间的明显紧张,正是清代封建论的文化背景和主要内容之一.     

论湘军集团及其与郭嵩焘的关系——关于郭嵩焘研究的一个先决方面

郭嵩焘，湘军地主阶级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成员，该集团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湘军集团意识形态的特点是自由化。它的创业者们战胜太平军后，跃居当权派主流地位，并形成一个抗礼清廷的政治实体，同时推动了地主阶级全面自由化的进程，也启动了与现代化接轨的一个文化新时代的闸门。洋务运动，实际是这一政治实体的政策性行为，也是中西文化交融与较量的开端。它受到地主阶级政治权力结构中固守“夷夏大防”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非主流派别的抵制与反对，郭嵩焘遂成为众矢之的。离开湘军集团的思想与政治背景，郭嵩焘研究容易片面化     

“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

近代国语运动以民众教育普及化为其初始目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历来地域方言隔阂甚重,时人也认为民众之间因言语不通而互不团结,无益于国家强大。职是之故,推行国语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近代国语建构和推广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统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如何认识、处理代表“国家”的国语和代表“地方”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精英在语文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试论郭嵩焘与太平天国起义

郭嵩焘力促曾国藩、左宗棠出山 ,并用“创业垂统”观构建不同绿营制的湘军体系 ;又最早倡议建立水师 ,成为太平军的克星。郭奔忙于高级战将之间 ,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被湘军集团公认为“高参” ;最初想出开厘筹饷之计并付诸实施 ,郭嵩焘实为始作俑者之一 ,厘金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 ;他又因时度势征盐税和关税 ,再开两道财源。郭调兵遣将剿灭农民武装 ,将其残部镇压在血泊之中。心忧时局的郭嵩焘及时反省这种血的教训 ,企盼为延缓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作“资治”的“通鉴”。     

明代中后期粤西珠池设防与海上活动——以《万历武功录》“珠盗”人物传记的研究为中心

明政府在粤西沿海地区和近海岛屿先后添设采珠内监衙门、游击将军和守海水寨,竭力垄断珠池,打击民众私采珍珠,地方传统与国家禁令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地方社会动荡。本文从序刊于万历四十年、以收罗万历年间战事著称的《万历武功录》中有关"珠盗"活动记载的分析入手,探讨在珠池设防背景下,从事采珠的海上活动人群与官府的周旋角力、珠池布防策略的变化及其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由此呈现该书对"珠盗"等一批"小人物"的述事所蕴含的明代中后期广东沿海社会变动的"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