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艺术的解构与重建——试析齐白石的“衰年变法”

本文通过对齐白石“衰年变法”前后作品题材、绘画风格的比较,剖析了其“衰年变法”的社会、心理原因,论证了齐白石“衰年变法”是对传统中国画的解构与重建,是对自我形象、内在思想感情和隐含旧制度的解构与重建。这种艺术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征候和预兆,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有着不谋而合和本质的区别。     

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

本文旨在论述晚清社会变革运动的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改革,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差异和相互关系,并阐明戊戌维新是“变法”,洋务运动、清末改革同样是“变法”.论述洋务派、维新派的活动虽贯穿于运动的始终,但他们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同时扼要叙述评价慈禧太后及清廷在历次变法改革中的正、反作用.变法改革虽充满矛盾与斗争,经历曲折与反复,但证明社会变革是不可抗拒的.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处理“商鞅变法”问题之我见

童书业老师认为尚钺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过分地强调商鞅变法的作用;我却认为“中国历史纲要”对商鞅变法强调得尚嫌不够,其理由如下: 1、书中并没有把商鞅变法放在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地位上看待,虽然书中也曾指出变法是“在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受着中原地区各国进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但是由於“中国历史纲要”的编者不信古代中国存在过井田制度,因此,在商鞅变法的经济原因上,就显得空洞无物了。2、其实商鞅变法从经济基础来看,应该是西周的原始奴隶制向秦汉的发展奴隶制阶段过渡的一个转变关键。我们从汉代人的记载来看,他们都骂商鞅“坏圣制,废井田”,“使田得买卖”等“无道”措施;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再论翁同和与戊戌变法

研究中国近代史，说到晚清政局和重大社会变革，没有不提到翁同和的，因为这些均同他有关。百年前，他曾一手支持光绪帝发动维新变法，并草拟宣布实行维新变法的国是诏和开办京师大学堂的谕旨。他因支持变法，引荐康、梁维新派而蒙受革职编管的重惩。几年前，作者曾写过翁...     

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读《商君书·开塞》

商鞅是战国中期杰出的法家。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在秦国开展了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兴封建制度是在破坏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变法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场扫清旧基地的战斗。《商君书》中的《开塞》,就是记述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批判儒家复古谬论,宣传法治思想,重视上层建筑领域中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章。战国中期,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奴隶社会土崩瓦解,封建制度蓬勃兴起。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行动疯狂反扑。他们大肆鼓吹“忠”“孝”“仁”“义”一套陈词滥调,借以禁锢人们的头脑,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妄图保存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奴隶主贵族这种复古倒退的思想和行为,严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冷辑林、乐文华在《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撰文指出,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以“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丰变法比旧称更接近史实。但要进一步指出这场变法的主宰是谁,却似乎很少有学者感兴趣。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场变法的主宰往往决定着变法的命运。分清变法的主宰对于熙车变法的研究至关重要。作者认为,宋…     

康有为的日本观

康有为的日本观臧世俊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他青年时代就关注日本的明治维新，认真搜集日文书籍。甲午战争之后，他更加注重对日本的研究，并毅然提出“以强敌为师”，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他又亡命东流，得以亲眼目睹日本的状况。本文拟就康...     

论王安石“抑兼并” 思想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而“抑兼并”思想却与中国封建史伴随始终,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值得深入研究。 宋代王安石的“抑兼并”思想,无论作为他“全部经济思想的核心”,还是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基本经济理论”,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大多学者给予了基本的肯定或高度     

商鞅变法的性质与作用问题驳论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次诸侯国改革运动,由于秦国后来的统一,其变法内容又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定型及其发展轨迹。以往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对它所作的全面肯定的评价,只是史学理论公式化的产物,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再次对商鞅变法进行全面考察和重新评估,得出了与传统观点全然不同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以求得对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性质以及中国古代社会运行逻辑诸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     

日本“中国学”的启示──访问爱知大学有感

在研习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我对于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向称“同种同文”，而实际历史发展轨迹却与中国大相径庭的日本怀有浓厚兴趣，尤其关注日本的“汉学”及“中国学”。1994年10月至11月，因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东亚实学会议”，曾访问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但由于活动性质所决定，未能就日本“中国学”作专门考察，深引为憾。1996年3月，应日本爱知大学邀请，与中国社科院王家福、张琢两教授一起访问该校，虽来去匆匆，却获得了关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状况一个侧面的初步印象。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自古代以来便有…     

中国近代变法思潮的法理分析

学术界研究近代变法的文章虽然不少,但所分析的变法多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广义变法现象,至于有关变更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法亦即狭义变法的研究,则罕有论及。实际上,广、狭义变法的联系相当紧密。广义变法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变革工程,它为狭义变法提供条件,同时也提出要求;狭义变法服务于广义变法,同时又是广义变法成功的基本保证。因此,关于近代变法的研究,在充分论述广义变法的同时,当不应忽略它的狭义方面。本文的目的,即在于从法理学的角度,对法学意义上的近代变法思潮作一尝试性分析。     

青苗法与反对派

1957年,漆侠先生在指出王安石变法是一次“改良运动的实质”时,提出了在变法过程中,存在着“变法和反变法这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和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围绕变法的分歧,是“地主阶级内部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     

近代日本民族的变法和中国维新派改革之比较

当今处在改革大潮中的中国人,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在近代,为什么同在亚洲,日本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而中国的改革却收效甚微?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曾说:欧洲搞资本主义三百年而治;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中国变法三年即可自立,十年可以富强,二十年可以雪耻.结果却是,变法一百零三天,慈禧太后一翻脸,便把谭嗣同等六君子纳入血泊,康有为、梁启超只因逃往国外才得以保全性命.为什么中国的维新变法是这种惨痛结局呢?将中日情况加以对比,不难了解问题症结所在.     

比较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严复与福泽谕吉》略评

中日两国的文化联系,历史悠久。在历史上,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儒学是日本儒学的渊源,中国佛学的经典也是日本佛学的经典。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善于吸取外邦的文化成就,却成为日本的优良传统。进入近代以来,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经济文化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以致成为东亚的一个强国。相形之下,中国戍戌变法失败了,后来虽然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除旧开新的历史巨变,而经济文化的进展却依然迟缓。近代日本迅速前进,近代中国迟缓落后,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王中江同志所著《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正是在一课题上作出了颇为有益的研究。     

《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述评

《万国公报》是一份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 ,但它在近代中国却以鼓吹变法而出名。本文对《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和评论 ,既肯定其鼓吹变法有利于维新思潮的形成 ,某些变法主张对维新派和清政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又指出其宣教的最终目的和为英美利益服务的立场     

论朱熹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继承

后世论王安石变法,批评者很多。明代陈汝锜《甘露团长书》说:“介甫以新法负谤于当时,贻指摘于后世,善状不彰,而恶声嘈嘈满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史学界有一种观点,以为安石身后所以长期遭非议,大理学家朱熹起了决定作用,时至当今,这一问题应予辨正。笔者以为,首先,朱熹以理学家身份曾不遗余力地抨击新法,他的批评对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影响极大,但朱熹对王安石的社会政治思想并未一概否定,在若干方面倒做出了肯定评价,他在任地方官时的许多施政措施,更直接承袭了王氏新法。其次,朱熹对王安石的抨击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深文诟病”、“恶声嘈嘈”的谤诬之辞,而是言之成理,反映了朱熹对社会变革问题的认识深度。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更有利于深入研究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活动。     

略论梁启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大力提倡仿效日本变法,提倡翻译日文书籍并相应提出了一套翻译理论.变法失败后,粱启超流亡日本,开始以日译西书为桥梁,翻译介绍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积极进行思想启蒙活动.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部分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追求民主,爱国图存的强烈愿望.     

也论中日近代化的差异

首先，日本开国晚于中国，可以中国为前车之鉴；而中国开国虽早，可用于发展经济、和平建设的时间却少于日本。其次，“内耗”使中国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方面日本处理的较好。第三，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抓住了机遇；而中国却一再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机。此外，中、日精英阶层对于如何实现近代化的认识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