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以广东陆丰乌坎事件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既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常态。解决好群体性事件,把社会冲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成为了当前的一个重大主题。政府应借鉴现代社会冲突理论及其"社会冲突正功能"观点,结合我国实际,找到缓解社会冲突的对策,进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广东陆丰乌坎事件是一个好案例,值得分析。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法律平衡的路径选择

以域外南非艾滋病药品专利权案和"非典"防治的中国样本为例,引出风险社会中公共利益和私权冲突呈现常态化,迫切需要法律制度予以回应的判断。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的制度安排,如何调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和私权的冲突紧张,进而保持公共利益和私权"天平"的平衡,是一般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难以逾越的理论与现实命题。通过完善现有制度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协同社会各种力量参与以及健全危机预警机制和风险化解机制等路径,共同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的平衡。     

论行政执法风险冲突的预防和控制

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矛盾纷纭,冲突频发,引发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行政执法中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对抗与摩擦,公权与私权交叉汇合之际的高损耗、超负荷碰撞,形成和谐社会中的最不和谐音。如何防范执法风险、化解冲突,成为国家、政府、行政人员面临的共同课题。在对当前行政执法风险冲突及其缘由分析的基础上,以行政自制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和阐释执法风险防控的理念和基础,应从执法者行政品德与伦理道德观的塑立、内部行政规则的建立、行政程序制度和风险评估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加强对行政执法风险的防控。     

和谐社会构建与西方社会冲突理论

社会冲突理论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主流学说,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家对此作过精辟的阐述。他们的理论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利益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实质就是一个利益关系冲突的协调过程。文章在回顾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和谐构建中社会冲突的因素,并提出了构建整合社会冲突的利益均衡机制。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面临的社会风险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新帝国主义"的渗透性侵略和极端事件的破坏性冲击,给我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全带来了挑战;跨越国界的生态恶化和疾病传播带来的风险;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文化安全问题凸显。     

风险社会的生态政治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但经济发展也导致资源和能源的衰竭并带来生态风险.生态风险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它是人类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风险社会生态风险的政治化推动了生态政治理论的形成.生态政治理论对于人类消除生态风险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生态政治理论受到指导经济发展的诸多思想的阻碍,它与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冲突的消除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推行全球治理、建立基层民主和实现生态社会.     

网络参与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的个案及社会学思考——基于汶川地震减灾中的“万科捐款门事件”

在汶川地震减灾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期,“万科捐款门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网络论争,一些观点从“合法性”及其操作性层面来解释捐款门事件的是是非非,有的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在“万科捐款门事件”中,网络参与的是一场非直接物质性冲突,是合理化行为采取了吊诡的形式,促使其合理性目标的实现。这种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当下社会,关注和适时调节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对于缓和冲突,尤其是防范直接物质性的社会冲突具有先导性的意义。     

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路径、视角与方法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新挑战。近年来经由网络传播不断放大、演变而来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视点。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与此类事件有学术渊源的研究路径包括:关于网络民主的政治学研究、关于网络舆情的传播学研究、关于互联网共意性社会运动的社会学研究。在研究视域上,呈现出以风险社会理论、社会冲突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为主的三种理论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文献研究和规范分析,较少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新型群体性事件:一项基于风险冲突的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传统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减少。但是,社会客观上各种风险的增多和民众主观上对个体安全的日益重视,使得个体安全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通过风险生产、转嫁损害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导致了风险分配不公和风险冲突,并日益成为新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抑制风险生产、促进风险分配相对公正,可以有效缓解风险冲突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真正实现。     

信息的扩大再生产及其中介机制——基于典型社会事件的过程性分析

信息生产是理解社会活动的关键,也是深入描述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重要工具。社会事件的演变过程是问题信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问题信息的扩大再生产带来了信息的持续增容和快速扩散,推动社会问题获得更多外部关注,建构了推动问题解决的信息机制。本研究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典型社会事件及其问题解决过程为对象,以问题信息及其扩大再生产作为理论分析的主线,探讨社会多元主体是如何共同建构了信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的,具体梳理了信息扩大再生产的源头、参与者、内容和方法等,多维度描述了信息扩大再生产的运行场景及其交易过程,进而提炼出痛苦表达、共同生产、演绎升华以及权力枢纽四种中介机制,以阐明信息扩大再生产是如何推动问题得到解决的。从信息角度阐释了社会事件的演变过程,推进了对于社会事件内部过程的细致描述,也有利于深入解读社会治理的运行过程及其演变逻辑。     

风险冲突及其应对思路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以生态冲突、不充分就业体系以及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悖论为标志的风险冲突对当代人类社会安全提出了巨大挑战。人与高科技之间的冲突不仅是风险冲突的表现形式,而且是风险的源头。对科技理性的高度依赖最终走向对科学精神的严重背离。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全球化视角对我们化解风险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社会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主体间冲突及其协调

国家与社会力量对城市社区的共同介入,培育了社区治理中的各种行动主体,进而塑造了基本的社区治理结构。由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性原因,社区治理隐含着结构性紧张,治理主体间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冲突。本文以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理论为视角,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主体间冲突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并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为实践逻辑,尝试性地提出协调冲突的原则和方法。     

对话冲突机制解读

文章通过分析造成一名大学生死亡的冲突事件解读对话冲突的产生机制.人作为对话主体具有"社会化自我"和"非社会化自我"的自我二元特征.在冲突性对话中,人们普遍采用正误二元对立的话语手段实现自我话语目的并力图使对方由"非社会化自我"向"社会化自我"或由一种的"社会化自我"向另一种的"社会化自我"进行转变,这样在对话冲突中就存在正误二元与自我二元的双重互动.根据框架分析理论,特定对话存在命题提出阶段、命题确立阶段以及命题目的执行阶段,如同正误二元对自我二元的影响一样,对话命题对对话目的也有控制作用.正是在这种控制与反控制之间,文章所选案例的对话主体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利益差异效能累加:群体冲突的触发根源——以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为诠释框架

中国当前正处在体制快速转轨、社会快速转型的急剧变迁和发展时期,随着经济成分、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差异的效能累加正成为转型时期逐渐显现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群体事件的触发根源。直面和解决中国快速转型时期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对于群体事件,结构功能学派的斯梅尔塞提出了"价值累加理论",即从有利的结构、结构性紧张、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的产生、集体行动的诱发因素、参加者的行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六个累加的流程来分析群体冲突,为我们全面掌握由于利益差异的效能累加而引发的群体冲突的发生机理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诠释框架,也为我们直面当代中国政治和公共管理实践必须解决的这一重大现实课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策机制。     

转型期社会冲突事件处理的瓶颈因素与应对策略

中国正在进入经济社会转型的高风险期,如何妥善处理各类冲突事件、降低社会冲突对社会机体的冲击和破坏,主动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应该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从当前社会冲突事件的基本趋势着手,分析政府在处理社会冲突事件过程中面临的若干“悖论”,从政治、经济、知识、信息和体制等五个方面识别出制约地方政府妥善处理冲突事件的瓶颈因素,并针对上述瓶颈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边界与冲突——以S县某群体性冲突事件为个案

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试图以变动发展着的边界为理论视角,通过对一个冲突案例的解剖,分析其间多元利益群体冲突存在的分歧及引起冲突的利益、权力和权利等构成要素,探究社会冲突发生的领域,力图解释社会冲突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认识构建和谐秩序的微观社会基础。     

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历史遗留土地问题探究——基于杭州市L镇的调研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基层社会的稳定。所谓“历史遗留土地问题”．是由于基层治理主体在以往的治理实践中留下了大量土地纠纷的隐患,并在当下演化成了现实的土地纠纷。这类问题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即问题遗留与纠纷结果之间的非即时性、与基层治理主体行为瑕疵发生关联性以及问题的极难解决。土地价值凸显、农民地权观念膨胀是促使大量历史遗留土地问题浮出水面的直接原因,而“土地的长期模糊化管理”与“基层权力的非程序性滥用”,则是其生成的根源。这类问题在农村的长期存在并难以解决,并易诱发各种类型的群体性冲突事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从女性广告形象透析现代女性价值

在市场主导的商业社会中,媒体塑造的女性形象尤其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反映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判断和取舍。然而,不同的文化、伦理观所引发的争议和冲突恰巧证明了女性解放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并未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意识。本文在肯定女性主体意识的进步意义前提下,透过广告中女性形象的伦理解读,进一步探寻现代女性的人性价值、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