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周作人与非宗教运动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对宗教是相当热心的,但1922年春天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却使他从这种宗教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在非宗教运动中,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掩藏在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情绪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所强调的“理性的反抗才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以及“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毒害等,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绪以及革命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作人文学思想三论

文学思想意指对于文学的思想。周作人提出“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掐臂见血一、“视觉的盛宴”等文章观念，忧惧心理是周作人杂诗文化心理的主要内容。文学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文学就是强调个性，失去了个人，文学就异化了，也抹煞了文学。     

许地山、萧乾的创作与基督教

许地山萧乾的文学创作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学观念上,他们力图通过对基督人格精神的认同和推崇,改造民族性格,唤起民族情感.在文学精神上,许地山散播着基督爱的人格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萧乾更侧重宗教道德批判.在文学实践上,他们(尤其是萧乾)将反对基督教纳入到了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实践中,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浅析周作人作品对夏目漱石的受容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周作人将“余裕”作为漱石文学的特色，最为看重和推崇的也是以《我是猫》为代表的能够体现“余裕”特色的前期作品。其闲适文学观深得“余裕”论神髓，但他对于“余裕”论的片面理解则消极影响了文学创作。     

夏多布里盎的迷惘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鼻祖夏多布里盎(1768—1848),在其宗教与美学的巨著《基督教真谛》(1802)“关于迷惘的感情”一章里,承继史达尔夫人(1766—1817)在《论文学》(1800)里论证“基督教是最时髦的宗教,比之古代的宗教,它更为适宜于激发现代文学的灵感”,这个与18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教条相悖的论点,建立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基督教诞生之后就创造了爱,这种爱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世上有了爱,就意味着理智的     

基督教与中世纪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和文学,都属于人类意识形态文化的范畴,二者都是人精神领域发展到强盛时期的产物.欧洲中世纪神学宗教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具有了通过自己的想象和思维再造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精神世界的强大能力.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出现,则表明人类具有了通过自己的大脑用形象和情感再造一个物象世界的能力.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说,中世纪的西方文学的观念和基督教的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基督教的思维结构与文学的思维结构、基督教目的与文学的目的以及基督教对文学的内在艺术要素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艺术至上 生命最美——徐志摩的唯美艺术观和爱情诗创作

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最为典型的唯美主义者,艺术至上主义者。鲁迅的“神秘主义”论,茅盾的“代言人与挽歌者”说,周作人的“性灵说”,胡适的“自由、美、爱”说及林徽因作为恋人的解读都很精彩,但他们都强调一点而失公允和全面,反而把徐志摩“复杂”化了。徐志摩的唯美主义艺术观主要体现在表现世俗肉欲之爱和精神之爱的爱情诗里,他无疑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激情的陈述与言说者。     

论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兼及其文体生成的心路历程

书话体散文是周作人追寻已久的生命文体,是他心中真正自由的个性散文.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具有明显的对话性.周作人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次子心态".从文体学角度考察,周作人书话体散文的生成分三个阶段,有着鲜明的特征,从中可以见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     

齐鲁文化的人学结构与"五四"周作人的人本思想

孔孟的人学结构是以人为本,以"仁"为质的规定性,既"爱人"又"泛爱众"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既重"己"的主体性又重"众"的主体性,更重"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建构;并把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或独立人格植根于深邃复杂的"仁"的范畴,"泛爱众"的博爱平等则是"仁"的最高境界,"礼"与"乐"内蕴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因素。周作人的人本思想源于欧洲,"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其人学观念的核心;其人道主义具有四个特点,即"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是灵与肉一致的有机体,人与人类是相依相成的,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爱自我与爱人类是一致的,"人"的理想生活应是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结合。人学结构与人本思想虽存在差异,但核心内涵却是相通的。     

周作人散文新论--兼与鲁迅散文比较

将周作人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与同时期鲁迅的散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人品的高低和从时代的需要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固无法与鲁迅的相提并论;但如果仅就文学作品的本身而言,那么,应该承认,周氏兄弟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两大派别的代表.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散文远远没有得到它所应得到的地位.     

闹市中淡定——小议周作人平和独立的自然人性观

旨在从生活、散文创作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来关照处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周作人,所表现的为人为学平和冲淡、质朴自然的特性;分析认为周作人之所以能保持这种特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深入骨髓的独立意识和冷僻的思想。     

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

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由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之后,一直没有作打油诗。1940年,他却重新开始写打油诗,应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判为"汉奸",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地写杂诗了。探讨周作人对杂诗持有如何意识与看法,从而进一步探讨杂诗的两种形式(七言绝句与五言古诗)之间的差异。     

论周作人对六朝文学的独特发现

后期的周作人选择和标举六朝,就意味着他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时代,而在非正宗的时代中,他又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描述。这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关于六朝文学的认识,构造了一个新的六朝文学形象。陶渊明和颜之推成了六朝文学的代表,他们以及佛经、骈文、散文也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对失落自我的苦苦寻觅及其他--读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

一再在文中阐述人性的归根倾向 ,是 4 0年代初期开始的周作人撰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心理动因 ,在于附逆后的周作人自感于本我失落而试图寻回以恢复内心平衡的迫切要求。 194 6年关押于南京监狱中《儿童杂事诗》的创作 ,正是从与这种寻根倾向一脉相承而来。诗作者在稚情憨态孩童的勾描中 ,在人与自然圆融无碍童年世界的创造中 ,在与鲁迅“兄弟怡怡”之情的重温中 ,苦苦寻觅着失去的自我。另外 ,《儿童杂事诗》也隐含着周作人的某种申辩 ,寄寓着他对人们以“变”来概括全人 ,抹煞了他“未变”部分的某种不平     

论周作人女性观的形成与特点

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是他思想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之一。他的女性思想从最初的关心同情妇女,进而发展到"女性的发现"和女性性解放。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既是时代和个人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又与日本和西方外来文化影响有关。他关于女性性解放,个人觉醒的思考,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不失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