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白朗起义性质——兼与周源同志商榷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白朗起义也有一个从自发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发展过程。周源同志在《白朗起义与反帝斗争》(以下简称《周文》)一文中说:“据开封《大中民报》1912年5月30日的报导,白朗曾参加革命党人领导     

试论西夏社会性质——与蔡美彪同志商榷

由蔡美彪等五位同志著的《中国通史》①第六册(辽、夏、金部分),对辽、夏、金作了专题研究。但是这部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西夏有没有奴隶制?作者在《说明》里说:“本书认为:辽、夏和金朝,当他们开始建国时,都还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主的国家”。“大致说来,辽朝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

一九七六年春在临潼出土的西周初铜器利簋,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重要文物,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重视。从《文物》去年第八期中,我们看到了利簋的彩色图照及铭文的拓本。此器造型凝重,图案花纹朴实,尤其是铭文清秀,虽属周器,但犹保留商代的典型风格,是因为周灭商后,商代旧臣及艺术工作者仍被留用,故保存有较浓厚的前朝遗风,这也是艺术继承性的实例之一。     

大汶口早期文化及其社会性质

大汶口文化是继北辛义化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化,其分布范围,根据所发现的遗址,向东可达山东半岛,向西可扩展到鲁西平原的东部,向南可延及到江苏和安徽北部以及河南省的东部地区。此外,从大汶口文化对西部地区、南部地区、北部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同时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分析,其实际范围估计还要比现在所发现遗址的范围大的多。现已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山东泰安大汶口(包括堡头在内)、安丘景芝镇、滕县岗上村、曲阜西夏侯、南兴埠、诸城呈子、前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邹县野店、     

也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朱贵生等同志商榷

世界人民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今年已是四十周年了。在世界各族人民普天同庆这一伟大胜利的日子里,笔者回顾了近几年来我国学者编著的几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特别是朱贵生等同志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专著,它突出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关于调和平均数的性质——兼与周雄鹏同志商榷

关于调和平均数的性质,五十年代中期因陈正谟同志的文章引起了一场争论。最近又在《统计研究》(1986年第二期)上见到了两篇关于调和平均数的论文,上海财经大学周雄鹏同志的文章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无论对统计理论或实践都是有意义的。本着这个精神,本文就调和平均数的涵义、调和平均数与算术平均数的关系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关于生产力性质问题的探讨——与孙叔平同志商榷

生产力性質这一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之一。这一概念,一般是结合生产关系所需要適合的怎样的生产力性质来研究,因此,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孙叔平同志先后在《羣众》(1961年第10期)和《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关系一定要適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文章,认为决定生产力性质     

关于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性质问题——兼与易梦虹、吴松龄等同志商榷

龚自珍是我国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一位承前启后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曾给予近代改良主义以重大影响。近几年来,对于龚自珍的社会改革思想,引起了一些爭论。爭论的焦点在于:龚自珍的社会改革思想,究竟有沒有包含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易梦虹同志认为:龚自珍“是为经营地主和富农、手工业经营者、中小商人立言”,他的思想“包含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因素”;吳松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龚自珍“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     

略论货币的本质——與蔣学模同志商榷

一經济学的拜物教思想是一切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的共同特点。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永远的自然形态,就必然把生产关系看漏了。这是这个被馬克思称为“古典派經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产生的阶級根源。对庸俗經济学說来当然更是如此。資产阶級庸俗經济学家把事物的現象当本质,把現象与本质直接等同起来,这又是这一根本缺点产生的认識論的根源。而且庸俗經济学以替資本主义制度辯护作为它的根本任务,就不仅不能揭露資本主义的剝削关系,反而要千方百計地掩飾它,用物的关系来掩盖人与人之間的生产关系。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經济学則根本不同。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教导我們:政治經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发展規律的科学,而政治經济学的各种理     

略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兼与李运福、李炳炎同志商榷

关于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商昂经济理论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近年来学术界争论较多,观点各异,因此,有继续深入探讨之必要。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并就某些问题与李运福,李炳炎同志商榷,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仁指正。     

社会场论──兼与胡国祥同志商榷

作者根据法拉第的电场和磁场的概念，认为在人类社会有机体的周围也存在一种特殊物质——社会场。他将胡国祥同志的社会力论纳入社会场论的体系之中。     

也谈现阶段个体经济的性质——和彭坤明同志商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经济是什么性质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一直争论不休。彭坤明同志就此撰写文章(见《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内容很好,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是,我对该文的某些观点有异议,在此不揣冒昧,仅就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师长。     

也论1864年丹麦战争的性质——与李良玉同志商榷

《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发表了李良玉同志《略论1864年丹麦战争的性质》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文章称1864年丹麦战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王朝战争,而是德意志对丹麦的侵略战争,丹麦方面则是民族自卫战争.这一结论,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的观点是,一方面,1864年丹麦战争就形式而言是一次王朝战争,是中世纪和近代以来欧洲历次王朝战争的继续,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争霸和侵略的特点;另一方面,就战争的主体性质而言,普鲁士作为德意志帝国的代表,虽有扩大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意图,但此     

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辨析——兼与王付昌同志商榷

学术界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的一贯观点。本文试图从军事、政治、经济几方面说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原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最主要矛盾，它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矛盾和斗争。通过对毛泽东同志一贯思想倾向及有关重要论述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并一贯坚持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结论，从来没有放弃或修正过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的两点看法——与辛向阳同志商榷

读了辛向阳同志《民主社会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有两点不同看法,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一、该文在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它是一种与共产主义尖锐对立的思潮”的同时又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双重性质的思潮,它既有积极性的一面,又有消极性的一面;它既有进步性,又有反动性;既有科学性,又有反科学的一面”。我不同     

关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坚松同志商榷

《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上刊登了坚松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一文,读后颇受启发。但对于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的标志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价值规律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嗎?——与李国根同志商榷

近年来,经济学界在对价值规律的探讨中,根据各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一些论述的不同理解,对价值是不是商品经济的特有范畴,价值规律是不是商品生产的特有规律,展开了争论。孙冶方同志认为,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发生作用。最近,李国根同志在《价值规律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以下简称《规律》,见《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则进一步     

通假字刍议——与王一鸣同志商榷

方块汉字,能作列不写別字的人恐怕寥寥。我们常常不免布这样的经验:本来应该用那个字,临时笔误,写成了这个字,例如要写“筹划”,结果写成“筹画”,或者为了图省简,故意将鸡蛋的“蛋”字写     

略论人的物质需要是生产力要素之一——兼与段瑞华同志商榷

段瑞华同志认为:人们物质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①这一论点的提出,在我看来,是有关生产力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然而,段瑞华同志在承认人的物质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同时,却否认人的物质需要是生产力内部构成的要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