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的伦理学论证模式——基于中西元典的比较分析

政治合法性的伦理学论证模式是合法性规范主义理论的亚类型,它在构建政治秩序的基础上,通过塑造伦理与政治合一的一元魅力型权威实施政治教化以达到统治双方伦理的同质性,从而使政权获得合法性。这是一种高调的同时也是危险的论证模式。经过文献梳理、对比分析孔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观发现,迥异的历史背景与立论基础产生的伦理与知识差异,使中西元典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与实践走向,将政治从伦理中剥离以构建现代政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孟子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

苏轼诗云:“世道固应惭孔孟,扶颠未可责由求。”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将孔孟蓝称。如孔孟二圣、孔孟之徒、邹鲁为孔孟桑梓之邦……因两人都是儒家学派的大师,相同之处甚多,但又因其生长时代不同,对一些问题提出的角度不同,其思想又必然有一些不同之处。但两人在各自的活动中,都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因而同是我国古代的教育家。     

还孔孟义利观本来面目──兼论市场经济下对儒家义利观的批判与继承

义利关系与社会财富分配直接相关,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时期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国学术界多认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这是对孔孟极大的误解。从孔孟的言论和行动看,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儒家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了两次蜕变,这是孔孟义利观被误解的主要原因。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义利观,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对比综述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直接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起点,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又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摆脱了柏拉图过于沉溺的理想主义色彩;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日趋没落,柏拉图认为社会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应是多元化的;柏拉图提倡公有制,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柏拉图提倡人治,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柏拉图注重演绎,亚里士多德则注重归纳。     

安·兰德与亚里士多德：友爱的自爱本质

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具体到两者的友爱思想，传统中对亚里士多德利他和兰德利己思想的认识，并不能深入两者友爱思想的实质。兰德与亚里士多德都强调友爱的自爱本质，但内涵、话语方式和内在逻辑截然相反：兰德强调价值的互换，亚里士多德突出德性的自爱；兰德注重友爱的规则伦理，亚里士多德强调友爱的德性伦理；作为两种不同的伦理思想体系，友爱思想体现了两者对人这一本质存在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同认识，这一认识建构在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之上。比较两者友爱思想的差异与联系，分析其合理性与绝对性，认识他们贡献了现代思想的力量，其意义既是学理的，也是现实的。     

盖仑对亚里士多德“前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著名医学家和哲学家盖仑非常重视论证的前提.他对论证前提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他对"科学的前提"的讨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似,而对"辩证的前提"的讨论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同.但是,无论从对科学的前提的分析中,还是对与辩证的前提相关的普遍意见的分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盖仑对感觉经验的重视.虽然他对感觉经验的重视似乎更胜于亚里士多德,但他对方法的讨论,以及由此出发而导致的对解剖的重视,其根本的精神仍是秉承亚里士多德的.     

荀子与孔孟伦理思想的区别及其意义

吾敬东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撰文指出，苟子与孔子和孟子虽都属于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其伦理思想与孔子和孟子相比实在有着不小的差别。以往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也注意到了孔孟与苟子之间所存在的差别，但这主要是指人性的善恶问题。应当说这一认识是合理的，但同样也应当说这尚未抓住孔孟伦理思想与苟子伦理思想区别的真正要点。孔孟伦理思想与苟子伦理思想的区别的要点在于，苟子更注重大众伦理而非仅仅是精英道德。孔子和孟子的伦理思想之所以说比较一致，就在于都定位于“德”的层面，而苟子的伦理思想之所以说与孔孟有所区别，便在于其更关注“伦”的层面。也就是说，苟子更关心的是社会的伦理问题，而有别于孔孟的主要关注个人修养问题。具体说来，两者的不同大致可以包括或展开为如下方面：孔子和孟子主要偏重于个人、精英层面、德性层面、修养层面、理想层面、思想层面，而苟子则更注重大众、社会层面、伦理层面、规范层面、现实层面、实践层面。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人文主义思想之比较

从关于美的理论,艺术模仿论,以及艺术与伦理的关系三个角度,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进行比较,并着力于强调艺术与人的关系,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中对人这个艺术创造主体的不同态度。     

试论亚里士多德对盖伦医学的影响

盖伦医学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的一座医学大厦。亚里士多德对盖伦医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中既有研究方法上的影响,又有具体观点上的影响。盖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经验观察法与逻辑演绎法。盖伦在解剖学上的成就,既与他重视了亚氏溜下的大量动物解剖学资料有关,也与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从事医学研究有关。盖伦遵循亚里士多德天地回轮的设想,提出了血液运动潮汐说。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盖伦灵气学说的哲学基础,其三种灵气思想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灵魂学说。盖伦的目的论思想,也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     

论亚里士多德“潜能”的最严格意义

潜能现实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对亚里士多德本人解决存在与变化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整个哲学体系的一个关键点.亚里士多德这一学说尽管早已为我们中国学者们所熟悉,然而熟知往往并非真知,人们对它的理解还存在着某些不足.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与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δυναμιζ(潜能)"一词的含义的理解不够到位有关.文章认为,亚里士多德"δυναμιζ(潜能)"一词,就象亚里士多德的"on(存在/是)"一词一样,是具有多种含义的,在这些不同含义中又有一个最严格的意义--即作为"动变之能"的"δυναμιζ(潜能)",亚里士多德"δυναμιζ(潜能)"的其它含义不仅与这一最严格的意义相关联,而且都是这一最严格意义的进一步引申.本文还指出,亚里士多德对"动变之能"意义上的"δυναμιζ(潜能)"也做过较为详细而具体的区分,理解这些具体区分对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其它哲学思想是很有帮助的.总之,本文认为,对亚里士多德的"δυναμιζ(潜能)"一词的含义尽量作些深入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说的理解将会停留于表层,并最终影响我们对亚里士多德整个哲学体系的正确解读.     

论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不同规定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问题在亚里士多德实体学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把形式等同于"其所是的是",又认为形式是"这类",是一物"内伏的是因",是最高目的。理清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这些不同规定及其相互关系是理解其实体学说的关键。     

试论孔孟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关于义利关系 ,孔孟提出了“重义兼利”的主张 ,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后世之所以误解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 ,尚义排利” ,主要是因为孔孟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蜕变 ,造成了后人的误解。现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偏差 ,为了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 ,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与糟粕 ,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树立“重义兼利”的新观念 ,继承“尚义”的传统美德 ,倡导“见利思义”的儒商风范     

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人际差异观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然而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和荀子有着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先天的差别,而荀子认为这种差别是因为后天人们在学习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努力程度的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观的区别在东西方历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造成了东西方世界思维方式、政治体制等很多方面的差异,通过分析这两种差异观的不同和各自的优缺点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东西方的交流和合作。     

再议孔孟道德观

文章再次申说孔孟道德观的核心是“仁与义”,“仁与义”具有使人为善去恶的作用,无疑其作用对社会是积极的;而与仁义相关的“礼”则不然。文章认为,被孔孟之后的儒者们发展了的“礼”,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桎梏,是对孔孟“仁义”道德观念的反动与排斥。     

论孟德斯鸠对亚里士多德式政体理论的改造

关于政体理论,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政体理论也都构成了他们政治思想的基础。从形式上来看,孟德斯鸠承袭了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框架,并通过这样的框架讲出了十分不同的内容。孟德斯鸠从根本上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德性不再作为区分政体优劣的根本标准,原因在于他将德性从其与智慧的关系中剥离开来,而降低为一种激情。于是,对于所有的政体,其动力——德性、荣誉、恐惧,都将处于激情的层面。因此,无论哪种政体,其权力的本质都是一致的。另一个与亚里士多德分类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孟德斯鸠将专制主义单列为一种政体类型。这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述原则的改变所致,专制主义这种权力最原始的表现形式,成了现代政体最危险的演变可能。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写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社会秩序思想:亚里士多德与孟轲之不同

从社会学的秩序理论来看 ,亚里士多德与孟轲的社会秩序思想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是在社会结构运行常态上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集团为基本单位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运行常态 ,孟轲主张等级秩序严格的阶层分化的社会结构运行常态 ;二是在社会整合上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法治为主的硬性整合机制 ,孟轲主张以仁爱为主的软性整合机制。正是这两种社会秩序思想的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今中西方社会秩序现状差异的基础     

论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知识的解读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伽达默尔围绕实践智慧的概念阐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知识理论,并在其文本中详细分析了道德知识与技艺知识之间的异同之处。伽达默尔这一研究思路基于他的解释学基本理论,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传统视域。这一创新对当代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东西方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命运──关于墨子与亚里士多德学术思想的文化思考

墨子与亚里士多德作为百科全书式学者，在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上都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他们的历史地位则完全不同。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初期特征及其历史影响。本文从中、希文化产生的不同背景入手，着重探讨了墨子与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自然科学及政治理论诸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他们对各自社会历史的不同影响，并由此提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必须在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上进行质的创新。     

亚里士多德“发生论”思想的三重语境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是研究“发生”问题最多的一位,他深度介入生物学、物理学和形上学的研究,提出了丰富的发生论思想。本文梳理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物理学、形上学等三重语境中使用“发生”一词的不同内涵,总结亚里士多德在这三个领域里的发生论思想。在生物学语境中,“发生”的主要含义是生殖,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中提出了动物后生论的思想;在物理学语境中,“发生”的主要含义是个别事物或宇宙的源起,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中提出了宇宙生成论的思想;在形上学语境中,“发生”的主要含义是实体的产生或生成,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中提出了实体生成论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发生论思想具有原创的意义和价值,对后人启发良多。     

论逻辑的观念与理论

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弗雷格逻辑的观念分别与其各自的理论是一致的。通过解析两种理论的基本句式可看出,这两种逻辑观有显著不同,尽管它们都坚守必然地得出这个观念。剖析“是”与“范畴”的关系揭示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其形而上学的紧密联系,而弗雷格逻辑与真理论间的紧密联系可通过“真”与“谓述”二者的关系展示。厘清亚里士多德与弗雷格的逻辑观念与其各自理论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逻辑的认识,帮助人们正确理解逻辑与哲学的关系,指导人们更好地在其他领域运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