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五四"散论

鲁迅是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他对五四运动的似乎冷淡的态度代表了五四运动中一种更深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五四时期以至离京南下前所作的小说杂文,丝毫不曾偏离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启蒙主义的宗旨.对一度颇为时髦的工读主义和新村运动,革命派的鲁迅和改良派的胡适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致.     

巴金:革命年代的五四话语

巴金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创作方法有其一致性,即对于旧制度的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即巴金在革命年代以及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始终坚持五四文学精神,其思想武器主要是五四话语。而这正是他获得现有文学史地位的关键。     

大师风范的折射与传播——论鲁迅与巴金人文主义精神的承传

鲁迅去世,巴金为之抬棺安葬。鲁迅将这＂民族魂＂传递给巴金,离世前夕称赞巴金是＂屈指可数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上海各界隆重举行鲁迅新墓迁葬仪式和新纪念馆落成仪式。巴金致开幕词,突出了鲁迅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热爱青年和人民两大特点。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巴金用血与泪的文字写下悼文《怀念鲁迅先生》。鲁迅的圣火照耀现代作家宝库,光亮着中国人民康庄大道。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传统"与"断裂"的困惑--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的讨论

近几年,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否定五四的议论,引人深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保守体系的批判是猛烈而果断的,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路程,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也不等于"全盘西化",而是极力地提倡文化拿来主义.五四精神不仅涉及文化选择,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人性的改造、人的解放问题.五四精神不仅同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大计不抵触,而且有参照意义.     

论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五四宪法具有很高的立宪成就。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同五四宪法一脉相承,甚至某些条文都保持和恢复了五四宪法的原貌。这体现了五四宪法在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价值所在。五四宪法从其立宪目的、立宪主体、立宪程序、立宪实质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宪政精神。     

论五四精神与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青年运动,五四精神是青年们基于当时的国情自发并逐渐形成的一种神圣的精神追求,其最根本内容就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传承与发扬五四精神的基础上,新时代青年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关切更为迫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新时代青年要弘扬五四精神,积极与信仰对话;坚守青年担当,明确自身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     

五四精神在新世纪的发扬光大

当代中国青年要在新世纪发扬光大五四精神,尤其要注重汲取五四青年精神中的深厚养分：体现斗争与创业双重特性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主权、尊严、统一的爱国主义;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实践积极的进取与创新。并将之融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毛泽东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站在中国革命的高度阐述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和倡导文化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批评了五四运动存在的形式主义错误方法和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群众的缺点。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式革命的开端,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准备了国民革命。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揭示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内涵,并将其归结为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论述,对推进五四运动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书信中的精神世界

作家的书信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虽然渐趋显性,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它们并不仅仅是文学研究的佐证,更多地展示了作家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丰富的内心和真实的自我。通过查找大量的原始资料,运用比较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社会历史学批评等方法,试图还原巴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部分书信中所表现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侧面：为人类的希望建构信仰;用大爱承担历史的使命;通过奋斗延续精神生命。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人权至上,人格独立等民主主义观念上,还表现在改造国民性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上。另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也为五四运动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     

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虽然中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较多,但我们对五四的历史记忆仍然模糊,这部分是因为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在这方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因常常说其所属的“家派”的话,虽大致是无意的但也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记忆。而像国民党这样的政治力量更是有意为之,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本文以《世界学生》杂志1942年的“五四特辑”为个案,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在特意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     

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将和中坚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和文化心理层面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他们求真求新传播文化的职业本位意识、倡导个性追求自由的内心向往、济世救民安邦兴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群体队伍的扩大与成熟和"抵强御侮"、"国存自强"的民族意识等紧密相关.此外,政界暂时的相对宽容和学界的思想真空也为五四运动的引发创造了社会条件.尤为可贵的是,由五四运动孕育和提炼出的五四精神(如御侮爱国、怀疑批判、求真创新、自由民主和忘我献身等)不仅有其历史价值,而且有其现实意义.     

“五四”精神与“三个代表”——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

"五四"精神是中国青年的传家宝。这一精神与"三个代表"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五四"精神之爱国主义与"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相一致,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三个代表"的实践主体相一致,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与"三个代表"的内在本质相一致。当代中国青年应该在大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历程曲折而漫长。鸦片战争后 ,不甘沉沦的有识之士便开始了艰苦的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问题。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 ,为此必须进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带给当时中国人的思想震动以及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远胜于在这之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运动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文体的外在形式向规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