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的被动叙事境遇--传统史学弊端及中国现代新史学转向

中国传统史学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和社会伦理的道德教化,具有一定政治伦理中心价值取向;庞大而悠久的中国农村乡土世界是在场的中国历史主体,在传统史学中心叙事中经常处于“非在”的被动叙事状态;中国现代史学建构必须关注普通平民命运,实现“中心”到“延异”,变乡土世界被动叙事为主动叙事。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历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前后经历先秦伦理史学、汉唐叙事史学、宋明义理史学、清代考证史学几种主要形态。史学形态的嬗变导致历史知识社会功能的转型。大致说来,先秦伦理史学和宋明义理史学突出史义,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伦理道德为旨归的教化类型;汉唐叙事史学和清代考证史学突出史事,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直书善恶为旨归的取鉴类型。两种类型的史学各有利弊得失,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先秦两汉讲史活动初探

中国是一个史学极为发达的国家,史籍多如烟海.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就说过:“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但在这发达的史学中,人们对形成众多史籍的记史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却忽视了史学整体发展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讲史活动.事实上,在史学的传播过程中,讲史活动较之记史活动显得更为活跃,同时也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它常常是史学社会功能赖以实现的有效形式.因为无论是史学的鉴戒功能、道德教化功能还是素质教育功能,都必须以史学的广泛传播为基本前提.在我国,讲史活动发端于先秦,至两汉而渐趋成熟.笔者认为,先秦两汉的讲史活动按其性质的不同,有述祖性讲史、政治性讲史、传授性讲史与民间通俗性讲史四种类型.本文试对其进行初步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中唐儒“道”复兴与史学观念的转变

中唐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其文化学术思潮发生着显著而重大的转向。其时,“古文运动”兴起,“古文家”批判魏晋以来片面追求文辞典美的虚华文风,主张文章明儒“道”、兴教化,具有思想实质和现实功能;同时,一批“异儒”力求摆脱东汉以来训诂名物的古文经学传统,直接从“六经”中阐发大义,发展儒家思想以符合时代需要。中唐以来的史学批评敏感地应和着这一思潮嬗变的步伐,批判魏晋时期以纪传体为主、徒事纂录事实的史学风气,促成史学观念从重事实到重义理的转变,试图为史学发展指示新的思想方向。宋代“义理”化史学思潮…     

史学评论散议

虽然不乏有史学评论的传统,但在今天中国史学界史学评论仍然是一个涉足人数不多的领域,需要进一步发展。新世纪,史学评论将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史学评论应成为史学研究的必备条件,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对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予以评判、考量。史学批评是史学评论重要功能之一。史学批评不仅对史学研究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史学研究的实践活动。史学评论、史学批评水平高下反映着史学存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促使史学研究者真正建立史学意识。     

五四时期: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力图摒弃杜撰和编造,从真实出发,重建科学的古史体系;在中西学术交融的学术背景下,五四时期的史学表现出了区别于传统史学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内容、观点上开始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因素和要求;五四时期在史学人才的培养、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史学刊物的创办等方面也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初步规模。所以,五四时期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次真正高峰     

四代兴“教化”成因探析

教化具有德治的意蕴,德治是治国的一种方略;教化具有社会化的意蕴,是社会化的手段和过程。教化自从西周时起就一直成为社会实践的一项内容,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曾间断,但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它在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朝代,受重视的程度和实际效果有所不同:西周是社会教化雏形阶段,西汉是教化的成熟时期,宋朝是教化的发展时期,明朝是教化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四个朝代之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兴教化,这与各个王朝建立的背景有关;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有其独特的地方,四代兴教化也同样有各自的特殊原因。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开国帝王的身世;四代兴教化的文化缘由之一,就是大师涌现,形成关于教化的理论。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试论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趋同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底层百姓重要的精神饮品,是中国传统社会俗雅文化的综合体,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众多,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与佛、道二教互融共存,特别是湖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这与佛教名山庐山的宗主地位的辐射作用密不可分,与民间佛事活动、观音菩萨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也不可分割。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间信仰与佛教交相互融,尤其是民间信仰神灵的佛教化,呈现出佛教化色彩。     

魏晋南北朝民间史学活动探论

魏晋南北朝是民间史学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 ,这种活跃在民间撰史活动、民间史著抄写与传阅活动、民间私学与家学授史活动、民间通俗历史讲唱活动几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间史学活动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使它在推动魏晋南北朝史学走向兴盛的同时 ,也预示了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

宗祠作为宗族的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表征和物化的文化精华,其历史演变具有从特殊到普遍的特点。宗祠文化在传统社会承担着个体启蒙、道德教化、失范惩罚、文化传承等社会教化功能,这些功能在宗祠的各种活动中充分体现,如祭祀、倡学、惩治、融入日常生活、拟堂号堂联等。宗族对社会的治理也是以宗祠为中心展开的,其治理逻辑主要体现在培养集体意识和强化民族认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及实现文化的传承与选择等方面。宗祠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深刻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明底蕴,是传统文化的瑰宝和富矿,亟待保护、开发、提炼和传承。     

拓宽史学研究的思路

世界上有些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中国史学的发展状况也是如此。若从纵的方面与过去的六、七十年代相比,它可以说是处在兴旺发展、繁荣进步时期。诸如各种史学研究会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史学论文每年发展数以千计;各种历史资料也不断整理问世。但是若从横的方面与一些发达的学科相比,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教学均存在不景气的状况;诸如史学研究气氛还有一些沉闷,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内容与方法略显陈旧,它的社会功能也     

“制度化”史学与“政治化”史学——兼评王记录教授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

清代史学处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总结期和嬗变期，深入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的史学，对于认知和建构整个传统史学体系至为重要。近年来，学术界对清代史学的研究日益深入，不断精进，相关论著异彩纷呈，不绝如缕。概括起来，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家的个案研究，对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对史学流派的研究、对边疆民族史学的研究、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功能论发展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绘画的认知功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教化作用得到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绘画的审美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主流。所以,对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的论述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公共交往、学术传承与社会教化——传播史视域下的书院性质研究

书院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教育组织,而且也是重要的文化传播组织.书院的传播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传播空间上实现了从私密性到公共性的转变;二是传播层次上实现了从知识生产到学术谱系的提升;三是传播理念上实现了从个体教化到社会教化的延伸.书院传播活动的发展,是其立足于地方社会和获得制度化赓续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军旅文化探源

军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上古时期军人集团的产生,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军旅文化得以孕育。黄帝时期,图腾符号以鼓乐的形式广泛传播,对军心士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古时期的"干戚之舞",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教化功能;先秦时期,《诗三百》中关于战争的诗篇,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主题和战争动员的气氛。中国古代军旅文化在其发生阶段,已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军事智慧和战争观。     

清代初年的善书编纂与社会教化——以于觉世和贾棠的华南实践为例

传统中国社会历来重视社会教化,清初统治者尤其如此。清代初年的社会教化政策以宣讲圣谕为中心,但是善书(劝善书)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官员于世觉以浅白话语注释《太上感应篇》而作《感应篇赘言》,并"现身说法"地加强善书的社会教化功能,贾棠刊刻《感应篇图说》以佐清"大一统之盛业",他们的实践具体显示了善书在华南地区的教化作用。     

试论传统祭祀的社会功能 --以两汉国家祭祀为例

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祀,从本质上讲属于宗教制度范畴,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通过郊祀、宗庙等各种祭祀活动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维护以皇帝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通过神的权威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宗教秩序来巩固政治秩序。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来看,国家祭祀不仅具有如上的政治功能,而且还有敦行伦理教化、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强化农本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下我们就以两汉时期为例,具体探讨传统的鬼神祭祀所具有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