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困境”与乌托邦的可能性——与赵汀阳商榷

“任何社会的更深入的一般结构”是与赵汀阳不承认的“一般的社会”相类似的说辞。赵汀阳所谓的“自由的困境”,是建立在抽象理解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基础上的。人的需要固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可是需要的层次也是在变化的,而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及其满足方式是人的其他需要的基础。虽然在抽象的意义上它具有无限性,但具体到人的生物性的物质需要和人的社会性的物质需要的角度,它又是一个有限度的需要。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经济发展状态,因此,“物质极大丰富”——当作少数人极大化占有生产资料失去必要性的条件,具有质的规定性。所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实现的现实基础的。     

论人的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广义的人的现代化是指整个人类状况的现代化,包括适应社会现代化要求 的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和人的主体意识的现代化;狭义的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人的个体素质的 现代化以及个体素质与社会现代化协调统一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身心的全面发展、 人的活动能力的多方面发展及个体和社会的协调统一。人的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是既有 区别又相统一的。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最 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人性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其人性论的立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包括九个方面的辩证法 ,即一般的人性和现实的人性、社会的人性和具体的人性、功利的人性和伦理的人性、利己的人性和利群的人性、竞争的人性和合作的人性、“恶”的人性和“善”的人性、抽象的人性和具体的人性、稳定的人性和变动的人性、个体本位的人性和类本位的人性。只有弄清这几方面的辩证法 ,才能把握人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动性 ,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变化了的和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     

马克思的人学辩证法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包含着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人学辨证法.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统一就是抽象的人包括一切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人是抽象的人的特殊表现形式;科学与价值的统一表现为马克思人学注重人的历史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注重人的生存状态的"应有"与"现有"的统一、注重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人的价值分析的统一.     

生活的场景与法治的向度

人与社会存在的固有事实与本来逻辑显示 ,法律的存在是以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和疆域的 ,法治的生成与运作必然依赖于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法治的精神意蕴即人们对法的真诚的信仰的培育、法治的规范与制度的良性运作 ,都是也只能是在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展开 ,其点滴的进步与积累是也只能是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之中实现的。因此 ,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 ,关注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 ,乃是法治的真实路径与基本向度     

列宁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列宁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是其丰富政治思想的标志性成果。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和执政的过程中，列宁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形成了列宁主义的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主要涉及党的代表大会的地位和功能、党的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及保障、党的代表大会的民主原则等方面。列宁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至今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有尊严的生活: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实现人民有尊严的生活的前提必须明确尊严的内涵及其具体体现。事物的边界和本性就是事物自身的尊严,人的尊严就是人的基因所决定的人权和自由,主要表现在抽象的人格及具体的意志两个方面。人的意志通过自身占有的财物以及保护财物的公共权力得到具体的体现,它在人对道德的持守与伦理的遵循中得到更高的体现。有尊严的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就是尊重普遍的人格并对维护具体的意志,必须把人当做目的,并保持人的意志和社会财富及公共权力的一致性。把体现为人民的意志的法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同一性的现实力量,这是克服当代人格尊严的种种否定性因素、实现有尊严的生活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人学四辩

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学家们要么对人诉诸一种纯客体的直观方面理解,片面地强调人的客观性而否定人的主体性,要么对人的本质诉诸一种纯主体的理解,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性方面,当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对人诉诸实践的理解时,就既不是单纯客观性的理解,也不是单纯主观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理解。在对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大都是从人的本质先于人的存在的观点出发,而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则强调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但从辩证思维的方面去把握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时,应赋予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一种辩证统一的理解。在对人性、人的本质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们大都强调抽象的、一般的人性与本质,而时下的人们大都否认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具体的、历史的方面,其实,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的人性与人的本质应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在对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变与不变的关系上,人性与人的本质既有不变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的关系 ,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哲学上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或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才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所以任何文化都是普遍的 ,又都是特殊的 ,文化的动态的普遍性即为文化的静态的特殊性 ,反之亦然。孔汉思的“普遍伦理”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普遍性理解为各种文化中永恒存在的共同本质。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特殊性理解为一个民族永远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在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 ,因为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因 ,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发展道路 ,换言之 ,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是存在的 ;因为文化的     

人的存在之思

本文循着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思路 ,探讨了人的存在方式 ,人的对象性存在与类存在的双重存在特性及由此决定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双重特点 ,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区别 ,人的活动的全面性与活动尺度的多维性。阐述了把握人的本质的方法论 ,人的本质与人的活动 ,人的本质、人的活动与人的世界的关系。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近代先秦名学研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从冲突到融合过程的全息写照,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观念与哲学方法的重建,也是实现中西文化交流会通的一个重要媒介。先秦名学对内承接先秦哲学与文化,进而延伸至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对外与西方逻辑对接,进而触及到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成为连结中西文化的桥梁,也使西方近代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成为可能,并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文化的重建。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

从 1 9世纪中叶到 2 0世纪初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 ,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研究和关注。很多思想家从中西社会比较研究入手 ,批判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 ,并试图综合中西社会福利思想主张 ,构建新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他们还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 ,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峰 ,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高潮。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关于中西文化对接的理论思考——兼谈新知识群体的链接功能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差异甚大,要真正融合创新是相当困难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寻求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对接点。一般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不大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难以持久,必须以相配套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变革为基础,并逐步衍生出融合中西的新知识群体。随着新知识群体知识系统的变化以及民族知识体系的融合中西,就使中西文化的对接渐渐落到了实处;而知识体系的更新又带动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国人在选择中西文化当中自然就提升了档次,使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逐步深化。     

形而上学刍议－中西形而上学之比较

中西哲学本身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然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西哲学家都对形而上的哲学范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西形而上学的关注点、追求目标和终结(衰退)的原因还存在着诸多差异.     

调适、整合与重建:儒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十二种方式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尔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一种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架构。     

20世纪中国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的社会学比较研究

由于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在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后来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等等,这使得20世纪的中国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在社会学的内容表现方面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差异,由此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小说和现代西方小说所呈现的不同创作特征和发展风貌。     

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的相关问题——叶嘉莹中西诗学研究之阐释

叶嘉莹研究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其出发点是因为看到一些西方学者和国内的青年学者在诠释中国古诗时往往出现偏误,她觉得有责任做纠偏工作。而在实际评说中国古诗的过程中,她感到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非常有必要,它有助于对中国古诗的深入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在具体阐释分析上,她自己即以比较现代的观点阐释了陶渊明、杜甫、李商隐的诗作及其特征,同时又提出了运用西方理论评说中国古诗要注意的问题。     

中西隐私观差异及根源探析

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因而对于隐私的含义、范畴的理解以及维护隐私的意识也不相同,在国际交往中难免因此产生冲突。分析中西价值观的不同文化渊源,探讨中西隐私观差异的根源,以推动国际交流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