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1984年发表的《棋王》,曾经誉满海内外。不管是读者还是评论家,几乎都被《棋王》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风格所吸引,把它当作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誉之为“中国文化小说”。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我认为要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棋王》,必须引进“民族性”和“民族化”两个概念。王朝闻先生认为:“艺术的民族性和民族化,是内涵既有联系也有差别的两种概念,也是应当区别对待的两个认识范畴。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和他民族的差别。但它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着的。……民族化,就是把他民族的艺术成果,作为丰富以及改造本民族的艺术的外在条件来加以利用,并成为本民族的艺术手段。其目的在于壮大和发展本民族的艺术。” 以此而观《棋王》就会明白,八十年代读者看好《棋王》的是小说的“民族性”。但是,《棋王》的真正文学成就则在于“民族化”。作为一部当代小说,阿城并不是单一地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而是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化。八十年代的读者只看到《棋王》的民族性,正好从反面证明,阿城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已臻“化境”,竟让许多读者看不出“外来影响”,已形成新的民族性。 本文从小说叙述者的角度,探讨《棋王》将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民族     

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

《白鹿原》以小说形式重新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小说在开头部分不断地向上追溯,为中国历史社会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画卷。这是儒学治下的“农耕文明”。它以伦理为表位。阶级本位文化涌入白鹿原,与固有的伦理本位文化形成剧烈的冲突。这种中、西文化冲突是《白鹿原》的根本冲突。小说表现了个人在这巨大冲突中的无条处境,个体选择经常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所驱动,集团斗争必然陷于兄弟相煎,从而审视了中国从民初到本世纪中叶这段“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在深层意义上重构了民族精神。它继《四世同堂》给民族主义以最高褒扬。《白鹿原》的问世使民族文学在更高意义上崛起。     

寻根小说:一次理论与创作并举的小说潮

“寻根小说”是新时期小说史上唯一的一股理论与创作并举的小说潮。它是“反思小说”的延伸和深化 ,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其主旨在于表现和反思民族传统文化。在这股创作潮流中 ,涌现出许多小说家 ,其理论和创作上的共识与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其成就是引人注目的     

《蒲柳人家》及刘绍棠小说的民族化、乡土化特点

在刘绍棠的诸多小说创作中,《蒲柳人家》是代表作品。在所表现的情调、塑造的人物、情节的结构、语言的使用等各个方面,《蒲柳人家》都体现了民族气派和乡土气息。他的创作实现了他要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创作主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影响日益深远。     

简论王蒙"季节系列"的文体特征--兼论骚体小说

王蒙的“季节系列”之所以被看成王蒙五十年文学创作道路上路标性的作品 ,被看作当代长篇小说创作重要的收获 ,不仅仅由于它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思想深度 ,而且由于它在小说文体上有着相当成功的探索与创造。王蒙的小说文体探索不是从“季节系列”开始 ,但“季节系列”应该说是其小说文体探索与创造的总结。我把“季节系列”所创造的文体称为骚体小说。所谓骚体小说 ,指的是承袭楚骚、辞赋所开启的 ,在结构、叙述与语言上均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种小说文体。“季节系列”作为骚体小说比较典范的文本 ,其最主要的特征乃是杂语喧哗和语言上的狂欢 ,其次还有极致化的描写以及主观化的叙述、跳跃交错的结构形式和象征、反讽的运用等等。“季节系列”的文体特征以及骚体小说的研究 ,是当代小说文体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仅仅是这种研究的抛砖引玉之举。     

论《心灵史》的宗教母题叙事

以《心灵史》为标志 ,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从文化寻根进入到血缘寻根阶段 ,《心灵史》的杰出之处在于它对 2 0世纪中国小说宗教母题叙事的发展 ,一方面 ,它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文化比较中体现宗教价值取向的理念 ,使伊斯兰宗教文化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获得诗性的阐释与定位 ,另一方面 ,作者在叙述中的激情投入不仅体现了现代文学宗教母题叙事模式的扩张 ,而且体现了当代知识者对宗教价值取向自由言说的追求     

影响与革新──《雷雨》和《娜拉》比较探折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话剧史上一部杰出的剧作。在创作思想上，曹禺接受了某些外国剧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他是十分推崇的，他曾经说过：“我从事戏剧创作工作已经数十年了，我开始对戏剧创作产生的情趣、感情，应该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中学时代，我就读遍了易卜生的剧作，我为他的剧作的严谨的结构、朴素而凝炼的语言，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税利的疑问所吸引。”①如何理解这种影响，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话剧，作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从外来移入到在民族文化中扎根，成…     

"大熔炉"、"种族主义之爱"与ABC的美国梦--有关《华女阿五》的两个悖论

美国“模范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195 0 )是第一部赢得广泛赞誉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 ,但同时也受到某些民族主义思想极为强烈的华裔男性作家的批评。本文透过这场争论的表象 ,分析了与该小说有关的华裔美国文学的两个悖论 :1、“大熔炉”与“大拼盘”理论所蕴涵的同化与共生 ,彻底的融合与简单的混合的之间的矛盾 ;2、作者在创作《华女阿五》的过程中 ,潜意识地受到所谓“种族主义之爱”的影响 ,在对待种族主义问题上出现某种矛盾心态。这些矛盾 ,从本质上反映了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作为横跨新旧两个世界的文化边际人在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时所必然面临的困境     

深入开展对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兼议“语言国情学”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开始对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是比较早的。1950年,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语言和文化》一书问世。在该书的《引言》中,罗先生提出了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各个方面: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词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移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近年来,我国语言工作者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中卓有建树,有关文化语言学的专著、论文集、丛书相继出版,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中青年学者中,代表人物当属申小龙。其主要观点如下:     

《芙蓉镇》的语言艺术

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芙蓉镇》是一部有着鲜明的独特艺术风格的优秀作品,其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亦卓尔不群,富有创造。本文试图对《芙蓉镇》的语言艺术作些探索和论述。 一 《芙蓉镇》最堪称道的是它那别具一格的叙述语言。 古华曾在一篇《芙蓉镇》的创作谈中写道:“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     

试论《江格尔传》的民族特征

凡文学作品都是作者通过头脑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作品反映人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实际.世界上自形成有民族以来,每个人都从属于一种民族。斯大林在《论民族问题》中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为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而且也仅仅归其本民族所有,不归他民族所具备的这样一种特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其民族丰富多彩的语言,常年惯居的区域,代代相传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有整个民族人     

召唤应答 ——谈《宠儿》的叙事策略

美国作家莫里森的第七部小说《宠儿》讲述了南方重建时期,已成为自由人的黑奴重建自我身份的故事。黑人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和重要文化密码——“召唤应答”,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策略,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小说中的人物通过"召唤应答",踏上了一条回归自我,捍卫黑人主体性和尊严的道路;而小说作者则借助于同样的文化密码,开始了她回归非洲传统文化的征程。无论是在语言运用上还是在叙事技巧上,我们都可以从《宠儿》中看到莫里森与黑人本土文化的契合点,而本民族的文化意识更是植入了她灵魂深处。     

论茅盾小说“时代女性”的性格结构特征

在“五四”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激烈冲撞中,“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茅盾《关于“创作”》),随之茅盾提出了“人的文学”观念;一九二七年以后他开始致力于小说创作,并把研究“人”他作为“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茅盾《谈我的研究》);尤为可贵的是,在他接受唯物史观后不仅深     

古典小说中文学议论

清末小说理论家夏曾佑在论及古典小说创作时,说过那么一句话:“叙实事易,叙议论难”(《小说原理》)。我觉得,这话说得比较肯切。它既肯定了小说创作的艰辛,也道出了形象描写和文学议论兼容的艺术辩证法。这在古典小说理论中也算得上是“出格”的。     

当代西部小说的三大主潮

当代西部小说创作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西部小说创作的基点和触角都是伸向这块贫瘠而又神奇的大地,西部小说创作基本都没有脱离西部大地的轨道,它的整体的格局和框架都是围绕西部本土的“这一个”来建构.在另一个维度上,西部小说的气象则是有开有合,体现出文化上的辐射性和聚焦性共存的独特性.从具体的创作实绩和小说文本来看,西部小说从17年与主潮的呼应到80年代中期自身审美的探索到世纪初的沉寂,在政治与审美的纠缠中,西部小说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在探索着属于“这一个”独特的审美质素.伴随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探求,西部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的场域中不断寻找自身的位置,发出了自身独特的声音,形成了创作上的三大主潮:历史视野中的国家民族叙事,热烈想象中的西部大地之美,如歌行板中的现实西部.     

抽象化的“语言建筑物”——王安忆《长恨歌》语言艺术赏析

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对小说语言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长恨歌》的语言艺术独具特色,她一改80年代的语言风格而追求语言的“抽象化”,去实践其创作理论。本文从叙述化的语言、风格的统一性和塑造能力三方面分析《长恨歌》抽象化的语言艺术特色     

角色转变与价值定位--"张承志的小说世界"之一

张承志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初就确立了“为人民”的原则,他的小说世界中有着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蒙古草原文化、天山文化枢纽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由此确立了个人创作上的风格。但在1983年之前,他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基本的主题,即在描写个人角色的转变中重塑一种价值和经验形式,这多少也折射出了作家本人曾经经历过的人生阶段。     

论《芙蓉镇》中蕴含的地域文化特色

长篇小说《芙蓉镇》是古华的代表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湖湘地域文化色彩。它不仅体现在小说所描写的社会群体的文化性格、日常语言和民风民俗上,还表现在古华"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创作情怀上。湖湘文化已成为古华的一种文化精神,影响了古华的艺术创作和审美价值。     

重读丁玲的三个短篇

我生长于穷乡僻壤,所以在距今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的那场运动中,才读到丁玲的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当时批评这些小说的文章,倒是读了不少。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莎菲女士在延安”这样的论点。虽然,我不能苟同这论点的具体内容,但,它却极大地启发了我,帮助我找到了丁玲短篇小说创作的某种轨迹,不只是创作思想发展的轨迹,而且也有其小说艺术发展的轨迹。后来,很多年间,     

从精神的炼狱中超拔──论《普贤寺》的“终极关怀”兼谈张贤亮创作思想的发展

《普贤寺》在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小说以佛宗禅理观照主人公的心性，展示他们彻悟自己坎坷多难的一生，看破世事，放下烦恼，构建了快乐、安祥、崇高的精神世界的过程。这种独特的“终极关怀”带有浓郁的佛学色彩。在艺术上，小说采用了故事体的形式，散文化的手法。纵观张贤亮的小说，主要描写极“左”思潮酿成的人生灾难，从“苦难的现实”到“苦难的记忆”是他的创作心路。《普贤寺》所提供的摆脱“苦难的记忆”的纠缠，从精神炼狱中超拔的范式，显示了张贤亮小说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