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美学"美"的言说方式的先在预设

关于“美”的言说已有千年历史,对此的研究更是一个值得探讨却让人倍感沉重的课题。中西美学五彩缤纷的“美是什么”的思考、追问与回答,可分为两种方式:叙述与描述。叙述是对“美是什么”的回答,描述是对“美在哪里”的回答。由于先在逻辑与提问方式的局限,“美”的言说方式尚不能无限接近美的本质。     

希伯来先知的伦理观与言说方式

“神说”、“子曰”、“什么是……”分别代表着古代希伯来、中国、希腊文化中的形式化了的三种不同言说方式.无论是中国古代孔子的言说特征,还是希腊苏格拉底的言说特征,似乎都缺乏“神说”这种希伯来先知与上帝直接对话、交流的文本层面.通过论证强调了古代希伯来先知这种独特的“神言”的言说特征,指出其与中国古代孔子言说特征的不同,以及带给我们今天思考和反观汉民族古代伦理思想体系的启迪.并指出当代学者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更侧重于希腊文明,而对希伯来文明较少着墨这一不平衡现状.     

避开所言说之物的言说——对保罗·策兰诗歌的分析

本文将布莱希特与保罗·策兰作对比,认为他们是两种诗人类型,前者强调“说”,即说出所言说之物（Gesagtes）,后者主张“不说”,即避开所言说之物：因为构成传统言说方式基础和背景的对应物,在这个时代已被悬置挂空了,而言说的对应物在这种言说里的丧失,让言说成为对真相的一种遮蔽;另一方面,要是把语言当作给出“所言说之物”的工具,就将封闭语言自身,同时也丢失了所言说之物。那么言说,便成为策兰所称的“犯罪”。“避开所言说之物的言说”的诗学主张,给出了诗人介入世界和记忆历史（所言说之物）的可能方式,策兰的诗歌经由这种方式焕发出卓越的语言之力,从而为历史和人类记忆作出了忠实见证。     

数字媒介时代中国文艺生产的“知识/权力”构型

在数字媒介时代,新型传播媒介对传统媒介传播方式形成了一定冲击,文艺生产话语权被部分从精英阶层下放至大众阶层手中,话语权的变革,使文艺生产的要素、结构、功能等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并形成了“精英言说”、“大众言说”和“市场言说”等三种“知识/权力”构型,合理整合这三种“知识/权力”构型,有利于文艺生产的有序开展。     

创造历史与书写历史

“历史创造者”并没有“创造”一切历史；“历史创造者”“创造”的一切并非都有价值。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创造者”，而只有“书写者”。正因为如此，有必要用“书写历史”来代替“创造历史”，因为“书写历史”比“创造历史”更适用于来解释历史。“书写”是中性词，故而，它就比“创造”更有可能兼容那些更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更多样化的历史观点     

莫言小说与中国形象 ——以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情况为例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的言说——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自然之“道”的契合与融通

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的自然之“道”均展示的是世界的本原和奥秘,老子“自然”之本体论涵义与奥特的“位格化”的世界观位之本意是完全契合的;面对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奥特、老子均采取了“非连续的具象性”的象征性方法,从而展开其不可言说的言说;奥特指出了人与上帝相遇的根本方法是“象征言说”,其实,老子同样如此。对于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语言的诠释的方式,我们以前忽视的正是老子的语言的象征性。在奥特和老子看来,我们通过象征言说就可以与“上帝”或“道”相遇,就会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     

文学对历史的言说--关于文学历史观的设想

文学历史观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涉及到内容与形式、虚构与真实、主观与客观、偶然与必然等一系列文论的基本问题 ,但我国理论界对之的研究尚不系统和深入。文史关系、文学的“历史感”和文学的“历史精神”正是文学对历史的言说。     

批判“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

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是现代中国的孔老二。他鼓吹的“天才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孔老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翻版。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孔老二说的那种“生而知之”的“圣人”,也根本没有什么林彪说的那种“无师自通”的“天才”。唯物论的反映论告诉我们,     

“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     

言说与倾听──从《罗亭》看权力话语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言说”与“倾听”是传统文本中典型的两性关系模式。男性言说,女性倾听是父权体制下的话语结构。这一权力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以男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规范。对《罗亭》的重新解读,旨在揭示女性在文本中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在历史中的被迫“缄默”和“匮乏”;女性的“语言拜物教”倾向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结果。     

超克二元对立的知觉现象学批评展呈--以梅洛-庞蒂对于塞尚绘画的解读为例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对于“存在”的追问,最终受阻于这一“沉默经验”的难以言说。通过对于绘画,特别是以塞尚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绘画的还原分析,庞蒂指出绘画能够展示“存在”,即“世界肉身”的涌动与绽裂,由此我们深入了历史沉默的内里,“历史现象学”成为可能。     

简论美学学科的形成和确立

劳动创造了人,人类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马克思也曾指出:“这全部所谓历史不外是人类经过人的劳动创造了人类”.而且,“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是说,没有人的劳动也就没有人类自身;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类的劳动发展史,是生产主体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不断地改造客体世界使之适应主体需要的社会实践史.美学,作为一门以实践为基础、以审美经验为中介来研究美、美感、艺术和审美教育的内在联系与一般规律的科     

论“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构

“新历史小说”是以与“用艺术手段再现历史的真实”的逻辑小说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重构自己的言说机制和价值系统的,其“非正史”的叙事立场,不仅表现了写作“新历史小说”的“新写实”和“先锋派”作家们新的历史观念和审美倾向,也折射出了这些作家面对当代生活的边缘心态。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容否定

有人提出要用“帝王将相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来代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旧”提法,愚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一、所谓“创造历史”,是指创造财富,创造文明,发展生产,推动历史前进。反动阶级浪费财富,毁灭文明,使历史倒退,这不叫创造历史。二、帝王有的或有时属于人民,当他们带领人民或同人民一起进行革命或保卫祖国的时候;有的属于反动阶级;有的虽不属于人民,但他们的改革和其他政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表面上看,进行改革、写出历史新篇章的是不属于人民群众(不但不     

试论庄子的入世精神

人们通常认为庄子的思想是出世的,这种观点在表面看来不容置疑,因为《庄子》一书有大量出世的言说,但是庄子独特的言说方式决定了他所言说的内容与他的精神实质并不一致,在他的“道说”里面尚有“未被道说的东西”。实际上庄子热爱生命、批判现实、追求自由,执著于为人类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为社会培养精神健康、心理正常、“重生”和“乐生”的人,可以说在庄子“狂人狂言”式的出世言说之下,蕴藏的却是真正的入世精神。     

他者言说与自我表达:缠足女性日常生产劳动探析——以山东淄博地区为例

近代以来,缠足被当作损害女性身心健康乃至国族衰微的祸首的观点,只是“他者言说”,缺少缠足女性的“自我言说”与切身感受.通过对山东淄博地区缠足女性及其亲属的调查研究,并对缠足女性的“自我言说”进行挖掘,来展现缠足对女性身体与日常生产劳动所带来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当地缠足女性早年主要从事各类家庭劳动,而非农业劳动,这既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遵循,也证实了缠足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化劳动时期,缠足女性被动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始承受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并存在鲜明的个体差异.     

徘徊于理论与历史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讨论之一

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界关于“理论”与“历史”的关系有诸多探讨.论者都意识到以往那种“理论”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存在着问题,都试图为今日“文学理论”寻找一条突破困境的可行之路.走向历史,使理论“历史化”;回到历史语境,进行语境化研究——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之一.然而,如何才能做到历史化、语境化呢?走向历史的文学理论还是不是理论?其与文学史研究有何区别?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传统的保护与发明

“传统”一词的含义并不因其被不断言说而拥有了自明性。相反,其原初的含义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对传统是什么以及传统被言说的语境进行考察之后就会发现,传统并非某些人类学家手中的古董,传统也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障碍。传统是一个建构与发明的过程,传统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为现实的民族发展提供动力。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