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信息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以信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公司业绩等6个方面描述了影响CEO薪酬的一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地区、年龄与薪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两职分离与薪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中对薪酬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地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年龄.     

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

在CEO过度自信的层面上研究CEO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经理人持股比例变化作为衡量CEO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通过建立全样本和CEO过度自信匹配样本两个样本组,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和治理结构变量的基础上,用 2007 年和 2008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两个样本组分别做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CEO过度自信的前提下,董事长与CEO两职分离有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而在CEO非过度自信时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这说明两职分离能够纠正由于CEO过度自信而导致的非理性决策行为,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不论CEO是否过度自信,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业绩都没有显著影响.针对CEO过度自信衡量方法和样本容量的稳健性检验都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相关性研究——以深市制造业企业为例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运用2012年深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与会计信息透明度负相关,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无限售条件股份、监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关系。提出改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建议。     

第一大股东持股和公司价值: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2003年和2004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计量了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经验关系,并考察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区间特征.作者观察到,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价值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三次非线性曲线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报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经理人报酬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公司所有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等方面对影响薪酬契约的因素提出了假设.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的高低与公司业绩和公司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与企业的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对高管货币薪酬和持股均有显著影响.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上海市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所有权结构、董事会构成及其他影响薪酬的因素等方面提出了假设。研究结果表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高低与公司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越高,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越低。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以民营上市公司为例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董事会治理的效率将通过公司业绩反映出来。文章以2008年-2011年CCER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即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第二,董事长持股比例、前三名董事薪酬之和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性正相关。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

以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与多元化经营和价值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会特别是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独立董事比例是影响公司多元化经营决策的重要内部治理机制变量,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多元化经营会导致价值溢价,但这种溢价不显著;内部治理机制中的资产负债率、外部治理机制中的审计意见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多元化经营公司业绩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审计意见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显著影响专业化经营公司的经营业绩.     

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2-2007年的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影响,发现:提高公司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增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适当的董事会会议强度可以减少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治及中介组织发育水平越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越合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的公司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质量;两职兼任、独立董事比例、委员会数量对公司透明度均为无显著影响;会计绩效越好、资产负债率越低,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越规范。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B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实证分析

一些经验数据表明,外资的渗透不仅可以弥补资金链上的资金短缺以实现公司扩张业务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本论文主要对2007-2009年我国境内57家境内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重点研究样本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B股持股比例对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出B股比例与公司业绩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薪酬制度考虑外部监管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与外部监管的关系,结果发现,外部监管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但与最优契约论不完全相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由于所有者虚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由于远离管理者,外资控股的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薪酬敏感性负相关;较高的银行借款/总资产比率对高管薪酬有抑制作用;处于垄断地位的管制行业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高管持股对薪酬的敏感性不影响.最后,在控制了外部监管因素对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下年度的业绩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激励机制.     

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与公司治理——来自A股公司投资者关系调查的证据

论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影响作用.论文以南京大学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CIRINJU)作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度量指标.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外部股权的提高能有效促进公司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管理层持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呈U型关系,董事长与CEO分离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呈弱正相关关系,外部董事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可能存在替代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海外上市或发行B股能促进公司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公司规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财务杠杆与投资者关系弱显著负相关,公司业绩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存在内生性.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选择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发行可转债已成为上市公司筹集外部资本的重要融资工具之一。利用Logis- tic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公司财务杠杆、成长性、盈利能力、股权结构、公司规模、募集资金规模及行业因素同上市公司在可转债与增发A股选择倾向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可转债融资选择倾向与财务杠杆呈显著负相关,与公司规模呈显著正相关,与公司盈利能力和募集资金规模呈负相关,但显著性水平较低,与公司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行业因素无显著相关性。     

审计定价与公司治理、盈余管理风险——基于2004—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公司内部治理框架,运用2004-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盈余管理风险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存在其他变量时,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情况对审计定价存在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在公司内部治理治理中,独立董事制度、高管层持股对于公司内部治理具有积极意义;加快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分离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降低企业风险,节约审计费用,改善公司内部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