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变动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就业的机理分析

文章根据劳动经济学的派生需求理论,证明工资通过4个渠道对劳动力就业造成影响。文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工资水平的上涨对于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的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弹性对工资就业效应虽然产生负向影响,但效果并不明显;其他要素的可替代性高有助于促进工资的就业效应;在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其他要素的供给弹性与工资的就业效应负相关;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作为影响工资就业效应的主要因素,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中长期劳动力供需趋势分析

文章采用Leslie方法预测2015-2050年中国人口总量及其年龄分布结构．据此预测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力供给总量,根据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预测劳动力的需求总量,计算劳动力供需缺口。结果表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总量都呈现减少趋势,供给减少更快,2015年后,劳动力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供需缺口将长期存在并有扩大趋势。面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供需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就业效应——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生产的局部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规模效应、替代效应和治污与减排效应,并利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项影响途径,以分析在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总就业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总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其对就业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而我国目前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依据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划分就业结构,发现行业的异质性导致U型曲线的形态及位置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分行业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并促进行业技术升级对于实现环境治理与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

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后，研究发现只有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高管股权激励和高新技术企业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引进高技能劳动力的路径来实现，并且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倾向得分匹配法、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我国企业应制定前瞻性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扎实推进企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全面数字化，避免在转型初期面对转型阵痛而产生短视倾向；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劳动素质，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需求变革；各级政府应重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培训，助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劳动市场中女性的崛起——来自技术变迁视角的考察

第四次信息技术改变了男女劳动市场的绩效,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就业机会、职业选择、收入水平以及福利待遇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文章采用任务模型,利用CGSS2003和CGSS2015跨年度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OB(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进行反事实构建,检验技术变迁对女性劳动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在劳动市场就业机会提升源于技术变迁偏向于非常规任务的“女性优势”,即技术变迁偏向增加女性具有优势的非常规职业需求,从而带来女性就业机会和劳动市场绩效提升。同时女性在获得更高收入上仍与男性存在较大差距,说明男女“同工不同酬”以及企业偏女性雇佣对女性剩余的侵占。反事实构建发现高等教育女性就业比重增加并不能完全解释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崛起,这展示技术变迁不仅直接提升女性劳动市场的地位,而且还间接提升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研究创新之处在于从技能需求视角对比不同性别劳动市场绩效的差异,强调技术变迁带来的男女就业机会的收敛趋势。文章从技术变迁的视角解释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崛起,审视女性劳动市场就业地位的上升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对智能时代劳动力全面发展和人才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我国隐性就业的现状、效应及政策分析

隐性就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保障制度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就业形式,具有双重社会效应。一方面,失业(下岗)人员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再就业,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实际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面临的失业难题,而且对建立以市场为导向就业机制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隐性就业加大了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成本,损及社会公平,并导致就业市场信息失真,误导政府的宏观决策。但从总体上看,“隐性就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弊大于利的。本文从劳动统计、就业体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为隐性就业的显性化提出了几点建议。     

东北地区城镇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研究——基于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的经验分析

文章建立了一个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用于分析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家庭联合劳动供给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151和0.175,交叉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009和-0.015;而男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034和-0.024,交叉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115和-0.134。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及交叉工资弹性均呈递减趋势。因此,设计和实施提高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将会促进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将尤为明显。     

工业机器人应用、劳动保护与异质性技能劳动力就业

工业机器人应用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其可能带来的“机器替代劳动”问题也引发广泛讨论。在机器人应用带来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如何发挥劳动保护政策的缓冲作用,帮助技术变革脆弱群体实现技能提升和就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持续平衡,便成为政策制定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2012—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考察劳动保护在“机器换人”中的缓冲作用。估计结果证实：工业机器人应用导致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单极化特征,即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出中等技能劳动力,但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PSM-DID处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呈现偏向高技能型的单极化趋势,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在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同时,挤压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中等技能劳动力产生更为明显的替代效应,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偏向低技能型的单极化特征。劳动保护的调节效应分析进一步显示,随着工会力量的加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逐渐增强,而对中等技能劳动力的替代...     

养老保障对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影响

在影响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相关因素中,养老保障尤其值得重视。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就业说明农村老年人口经济收入相对不足,希望通过外出就业获得部分收入的补偿,这也表明存在中老年在农村人口因养老保障不足而被迫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章构建两期生命周期模型,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影响其再次外出就业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返乡中老年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显著减少其再次外出就业;（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外出就业存在差异性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效应,减少他们的再次外出就业,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相对薄弱,还不足以改变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3）具有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外溢效应,养老保险降低再次外出就业,并通过增加他们的家庭劳务和隔代抚育的时间,增加其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和进城迁移。研究提出,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提高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福祉,减少城乡社会保障不平等,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整体发展具有作用,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具有一定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