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读楚辞》的积极意义

在八十年代关于“屈原否定论”的讨论中，胡适的《读楚辞》被当作“否定论”的代表作受到较多的批评。其实，产生于“五四”时期的《读楚辞》，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被后人视为“屈原否定论”的发难之作，是其负面影响，前人多有论述。本文着重论述了它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正面影响中，最突出的是，打破了两千年来，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经学禁区，批评汉儒以经说骚，把秦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才有的“君臣大义”观念，强加在战国时代的屈原身上，把屈原变成一个“忠臣的代表”、“伦理的箭垛”。这一批评，不要说在“五四”时期的学术界具有震撼作用，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适与其他“屈原否定论”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李敖与《胡适评传》

《胡适评传》一书 ,体现了李敖对胡适倡导的传记思想的理解 ,是李敖对胡适“新体传记”理论的大胆实践。他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细密宏阔的脚注叙述 ,展示出胡适成长的大背景 ,写出了那个时代的众生相 ;作品语言的简约含蓄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作者摆脱了传统传记单纯评价传主的单一的审美规范 ,高屋建瓴 ,以巨大的叙事空间和含蓄的描述语言使作品充满了张力和厚重感 ,产生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论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

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是由其本身蕴含的价值体系体现的,即指鲁迅的人格、鲁迅的思想、鲁迅的作品,同时这种价值体系又充满了强大的克里斯玛禀赋,即是具有那种异乎寻常的、具有辉煌想象力和非凡品格的特质。当然,从社会接受的角度看,巨人文化的克里斯玛特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所赋予的。鲁迅之所以被接受,是由于他一系列充满着人类鲜活思想的著作被人们广泛地传颂、理解、接受而决定的。     

论胡适的文化解释学

胡适的文化(文献)解释学不仅提出了几种解释传统文化(文献)的方法,而且提出两种解释学的循环:文本本义与引申义的互动,用传统解释现代和用现代解释传统的互动。胡适科学解释方法新范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登场,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新途径:它预示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是对传统解释学的超越。     

二十一世纪的胡适——读《胡适周围》

还是在1956年2月全国大规模地批判胡适的运动刚刚过去之后,毛泽东就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前几年,在当今中国思想界颇有影响的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不论毛泽东是出于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直觉还是出于风趣,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也不论对于李慎之的话怎样歧见纷呈,但一个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却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胡适在中国大陆“行情看涨”,而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到“下落”的“征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胡适之于中国社会转型…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胡适家庭教育思想的文化基因与现代价值

胡适的家庭教育注重子女的“为学”与“做人” ,其核心与宗旨在于引导子女“自立成人” ,成为“自立的人”。这种家庭教育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的优秀传统 ,同时也吸纳了西方文明的现代精神。对于新时期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来说 ,无论是理性认识上 ,还是实践操作上 ,胡适的子女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巨人的花园》人物的深层次解析

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创作独树一帜,他的童话《巨人的花园》尤其耐人寻味,其中对于巨人、小男孩和童话结尾的处理形象地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深化了童话的内涵和主旨。     

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比较

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茅盾分别发表了关于徐志摩评论的文章。前者从传记的角度切入,后者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介入,所得结论判然有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这种不同声音当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文学阵营之间的阶级斗争。七十年后的今天,重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他们仅仅是用不同的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徐志摩一生经历,即从积极乐观转入低调悲观这一事实的诠释。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同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因此,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又显示了"外部研究"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文本内蕴的巨大历史张力。对于文学史而言,两种批评方法不仅不会排斥,相反却有着互补的关系。     

胡适的"接受史"

分析有关胡适的研究、评论、出版等情况可以发现,胡适被阅读、被接受的历史曲折跌宕,其背后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文化风尚、审美需求、传播手段等的变迁引人深思.从学术研究开始,"胡适"被不断地建构、不断地借用,现已成为经典、偶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引起知识阶层广泛的共鸣,从而成为某种象征而被争相效仿.研究胡适的"接受史"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先后加入《新青年》 ,使得该杂志提倡新文学的招牌真正挂起。《新青年》由同人杂志而转向专谈马克思主义 ,鲁迅和胡适程度不同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表现在行动上 ,就是不再把自己的全部文章送交该杂志发表 ,但仍然还供一些稿件。然而在《新青年》最为辉煌的第二个时期 ,与胡适的四面出击相比较 ,鲁迅的表现却相对内敛 ,这当然也是各自的成长背景、自我期许等各种因素综合后的产物。五四事件的爆发引发了胡适“谈政治”的热情 ,而鲁迅则依然执著于思想革命。鲁迅真正走向前台 ,成为青年人的偶像要到 192 5年卷入女师大事件以后     

读鲁迅的书 走胡适的路

在中国大陆从事社会科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人,一般是既不读鲁迅也少读胡适的,更不会卷入什么“鲁胡之争”。卷入所谓“鲁胡之争”的人,基本上都是人文学科的。这些人,无论是“崇鲁抑胡”还是“崇胡抑鲁”,其实都是读鲁迅的书长大的,胡适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原因很简单:一     

胡适与亚东版 《红楼梦》

亚东版<红楼梦>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始至终都伴随着新红学的进程.标点本是一种新的小说文本,标志着<红楼梦>的新的文本形式的产生,也标志着用现代方法处理小说<红楼梦>文本的开始.胡适在重排<红楼梦>过程中着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谈《胡适全集》误收的一篇文章

《胡适全集》第12卷收录的《宿命论者的屠格涅夫》一文的作者应为胡遹。首先,根据全集注释的出处,此文的原发刊物为《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7期。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册期刊上,在目录页与正文署名的地方都印着“胡遹”,刊物的前后均无任何按语说明其出自胡适。学术界也没有发现胡适曾用过胡遹这一笔名;其次,文章表现出的观念与胡适素来的文学观念与翻译理念都不吻合,也不符合1930年前后胡适的政治思想理念。     

胡适《坛经》考证方法论再审视

在20世纪20-30、50-60年代,胡适先生通过在英国、法国所获得的《坛经》敦煌本、《神会和尚遗集》等资料,列举所谓"很明显的证据""更无可疑的证据""最重要的证据",认为《坛经》的作者是神会或神会一系,而《坛经》敦煌本为《坛经》最古本。胡适的上述结论引发了近代中国禅宗史及《坛经》研究最大论战的导火索。围绕胡先生上述结论及考证中的相关问题,学界多有争论,并持续多年,形成了20世纪学术史中的著名公案。通过诸多学者精细考证及研究,最终断定胡先生的结论不能成立。目前,虽然这一学术公案已尘埃落定,但在方法论方面所蕴含的诸多问题仍然值得深刻反思。例如,胡适考证《坛经》的动机、立意、目的、态度;执于文字相,难入《坛经》思想內在理路;以及没有契入《坛经》版本演变的内在逻辑等问题。     

《白话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文化演变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于1928年出版,至今一直处于不断地被阐释之中,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形态。关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1949年前杂音交织的白话文学观念论争;1949年至文革结束期间官方话语规训下的"形式主义"批判;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新启蒙思潮下的文学史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百态横生的跨学科交叉渗透研究。     

辩证的进化:后五四时代关于世界文化的辩论——侧重梁漱溟与胡适

在后五四时代,牵涉到进化差异的东西文化问题引发了争论。梁漱溟和胡适都具有全球眼光,也各有其民族论述的底线。梁漱溟借鉴了孔德的社会发展三段论,但加上了空间的划分,让时序空间化,挑战了风行的进化论。不过,看似多元的文化轮转,但每段仍仅单一文化,实即以线性的一元来涵容多元。同样侧重空间视角,梁漱溟又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性质不同,而不是程度不及,故中国的发展是停滞而非落后。而胡适则本"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在长期的历史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也看到了复兴的希望,从历史向度确立了文化的主体性。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胡适

毛泽东早期敬仰和崇拜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的旗手——胡适,且以胡适为“楷模”。在胡适的影响下,放弃到法国勤工俭学,留在国内了解国情;为湖南的革命运动专门造访胡适。后来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但他们青年时期的交往与相互认同,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二十一世纪的胡适--读《胡适周围》

还是在1956年2月全国大规模地批判胡适的运动刚刚过去之后,毛泽东就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