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总量和结构的估计

本文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有关数据进行粗略分析后发现 ,官方公布的人口总数与年龄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吻合。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未成年人口数量过低 ,由此估计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 ,令人难以置信。文章在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各种可能性后 ,对目前中国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     

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推算——基于“六普”数据的初步研究

文章根据公布的"六普"数据,对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进行模拟推算,并与往年普查及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2000年"五普"0～14岁低龄人口漏登2 056万人,女性漏登率高于男性,1岁和7岁组漏登率最高;2000～2010年育龄妇女人数增长了7.86%,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35～49岁女性增幅较大;总和生育率经历了由降到升、再到稳中有降的过程,2000～2009年历年加总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1.48。另外,"五普"低龄人口漏登并未导致此前一些研究认为的近10年"生育率被严重低估"的结果,由普查与调查数据直接获得的总和生育率与推算值之间的平均落差仅为0.09。在生育率低走、育龄妇女人口规模缩小且其年龄结构持续老化的多重影响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2000年中国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

200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妇女的生育率水平是20多年来人口学界一直关注的课题。2000年普查登记人口为124 261万,比1999年和1998年年度统计公报的人口还要少,说明人口漏报问题已经达到中国人口统计体制无法包容的程度。文章按照中国历年小学招生数计算出2000年普查时0～16岁人口漏报5 378万。据此,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时的总人口应是13O 885万(假使存在1.81％漏报率)或者129 889万(不存在1.81％漏报率)。按照2000年普查公报人口126 583万计算,1982～2000年中国妇女平均生育率接近2.3;如果按照文章中提到的13亿左右的人口计算,同期妇女则平均生育了2.3个以上的孩子。     

广义稳定人口模型与中国人口估计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年龄分布数据和广义稳定人口模型,对1982²010年中国四次人口普查间的生育和死亡水平进行估计。研究表明,19822010年中国四次人口普查间的生育和死亡水平进行估计。研究表明,1982¹990年、19901990年、1990²000年和20002000年和2000²010年普查间生育和死亡水平的估计值(除了19902010年普查间生育和死亡水平的估计值(除了1990²000年的生育水平外)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本文估计的19822000年的生育水平外)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本文估计的1982¹990年和20001990年和2000²010年普查间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略高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而估计的19902010年普查间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略高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而估计的1990²000年普查间的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要明显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本文估计的19822000年普查间的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要明显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本文估计的1982¹990年、19901990年、1990²000年和20002000年和2000²010年各普查间平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65、1.68和1.56。本文的研究表明,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人口估计方法是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在人口估计或数据质量评估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和价值。     

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

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究竟是多少,这一直是个谜。本文利用中国一直独立存在的严密而周全的教育统计数据,来估计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漏报,最终估计我国1990年代的生育水平。通过教育统计数据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调整,重构2000年普查0~9岁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并将2000年0~9岁人口转换为1991~2000年历年的出生人数,进而估算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从推算和估计的结果看,我国1991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     

1990～2000年中国生育模式变动及生育水平估计

文章在对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进行漏报评估的基础上,重新估计了1990～2000年间的妇女生育模式,进而对这一时期总和生育率进行重估。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72～1.76之间。     

中国近期生育率的再估计

文章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在假设2010年普查漏报率与1990年普查漏报率相同的条件下,再次估计了2005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普查同队列人口的比较计算表明,1990年0~5岁人口漏报率高达7.7%。以此漏报率调整了2010年0~5岁人口,进而推算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同时,又通过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间接估计了2005年以来的生育率。这两种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虽有差异,但可以认为存在一致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一些研究使用不同数据和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不会低于1.5,很有可能在1.6左右的水平上。文章亦对研究假设和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     

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67、0.88和0.68的超低水平.分析表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无户籍"漂泊"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既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真实的时期生育率水平,也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实际的终身生育水平.     

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

文章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资料,利用人口分析技术和与历史数据、行政记录资料比较等方法,从人口的年龄、性别、生育、死亡、总规模、教育以及长表的代表性等多方面对六普的主要数据结果进行深入地分析,对普查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客观地评估。结果表明,2010年普查登记的分年龄数据准确性差异较大,0～9岁低年龄人口存在漏报,20～45岁人口有重有漏,其余年龄组完整性较高;分性别数据与历史数据的一致性较好;妇女生育水平明显偏低;死亡人口数据漏报较为严重;分教育数据与教育部门的行政记录吻合度较高;长表的主要数据结构代表性较好。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2010年人口普查总人口的漏登率大幅降低,普查的总体质量明显提高。     

黑龙江省育龄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本文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抽样)提供的资料,对黑龙江省育龄妇女生育状况作一简要分析。 一、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对比 (一)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快。黑龙江省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1981年为72.81‰,1989年为62.53‰,较1981年下降10.28个千分点;总和生     

普查数据质量与调查方法——关于将身份证号码纳入普查问卷的探讨

文章通过对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方式的对比,分析人口普查过程中出现的遗漏和重复问题与调查方法之间的联系,认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常住地登记原则使得大量流动人口被漏登,改进后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见人就登"原则则导致了重复登记状况的出现。针对六普存在的重报现象,文章针对用来排除重复数据的识别码问题进行探讨。经过分析我国身份证号码的天然优势,参考国际上对身份证号码及其类似号码的使用情况,建议将身份证号码纳入以后的人口普查问卷。这一方面可以把身份证号码作为简单、易登记的识别码,从根本上解决重报问题;另一方面可通过比对身份证号码数据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漏报问题,从而提高普查数据的质量。     

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2 357个县(市、区、旗等)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四分位图法归纳总结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的整体空间分布规律:东北、东部沿海最低,华中、华北、青藏地区次之,西南、华南地区最高。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对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越发达、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率越高,县域总和生育率越低;享有适当宽松的生育政策或传统生育观念越强的地区,县域总和生育率越高。文章分析了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内部造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的原因。     

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生育状况的比较分析——兼论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局限性

一、引言 人们的文化素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生育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必然受到妇女文化素质的影响。 许多研究利用总和生育率指标,考察与妇女文化教育程度的关系。比如,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北京市1989年不同文化程度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分析,可以看到,随着育龄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其总和生育率趋于减小。 同样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在不考虑原住上海,现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妇女的情况下,对上海市1989年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进行计算,得到如下结果。     

中国生育水平再探索——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解开中国生育水平之“谜”的关键在于获得一套高质量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增设公民身份号码登记项目、全面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获得了高质量年龄结构数据,为准确估计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生育水平提供了可靠数据基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6～2017年始终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许多年份超过了1.7,在2017～2020年则持续下降;生育率存在较大波动,2020年达到最低值1.3,2012年和2017年出现明显高峰,分别约为1.89和1.88,15年间平均约为1.7。生育属相偏好、生育政策调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总和生育率的波动。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显示中国目前生育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充分消解新近出现的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挖掘和发挥这种潜力的关键举措。     

中国人口增长之探讨

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生育表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妇女产次别平均生育年龄和产次别生育率水平这两个变量,仿真推算其变化与平均世代间隔、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真实人口增长率及总和递进生育率等指标间的关系,并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奖励扶助在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开展农村部分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工作专访

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西部地区最早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城市,几十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在成都的不断深入开展,到90年代初期,该市就达到了低生育水平。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8;1991年,全市人口出生率为11.92‰,死亡率为6.33‰,自然增长率为5.59‰;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0.90;2004年底,据成都市计生委统计,全市人口出生率为6.27‰,自然增长率为0.27‰,计划生育率95.65%。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市计划生育率一直稳定在95%左右,目前全市1孩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的比例达82%。实行计划…     

北京市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妇女生育率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北京市的生育率已经达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在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3～1.8之间波动,在全国生育率水平最低的三大直辖市中仅略高于上海。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提前抽样数据计算,1989年北京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3,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就整体而言,尽管北京的生育率已属于全国最低之列,但不同类型妇女的生育状况却存在着差別。分析这     

山东省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估算与生育力差异分析

文章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生育水平进行回顾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对其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显示,自90年代后半期起,山东省就进入总和生育率低于1.5或保持在1.5左右的低生育水平阶段。并利用COX回归分析方法,以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同龄妇女孩次生育发生比为因变量,对两次人口普查年份的生育力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城市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在降低生育水平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1982～2010年期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性研究——基于出生人口队列的分析

数据一致性是反映人口普查数据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文章以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充分考虑人口死亡因素,比较同一出生队列人口在不同普查年份的人口规模,以此对人口普查数据一致性进行检验。研究中主要有三点发现:一是分时期进行分析,在"三普"至"六普"的28年间,九成以上出生队列人口存活率大于1,发生正偏离现象;二是对四次人口普查中的相邻两次普查依次进行比较,普查时处于0～90岁的91个出生队列人口偏离量逐渐增大,偏离率渐次上升;三是分性别来看,1982～2000年出生队列人口偏离程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相当数量的出生队列人口出现系统性正偏离,表明在人口普查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口漏报、人口重报或死亡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