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后方经济新论

抗战时期后方经济新论王瑞成一、战时后方经济研究的新视角近年来，有关抗战时期后方经济的研究成果很多，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没有从西南地方经济史这一视角给予应有的重视。对抗战时期发生在作为战时后方的西南这一特定地理空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应当从战时后方经济...     

战时后方经济的若干关系

对战时后方经济的认识涉及若干经济关系。一是围绕战时后方经济领导体制而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带有明显的地方经济中央化和中央经济地方化的两重特征。二是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地方经济史与抗战经济史在概念与视角上存在的某些差异。三是战时经济的区域关系。由于战时经济的影响,传统的长江上游经济区经历了战时后方经济区到战后西南经济区的调整与变动。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分类研究——基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典藏现状的调查

据笔者实地调查及文献统计表明,胡佛研究所典藏有150个全宗,计2, 933盒(文件夹)及1, 796个缩微胶卷的中国抗战档案。这批档案的形成主体,绝大多数是由战时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人员构成,同时包括少量战时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个人;档案的载体,主要由日记、信函、电稿、备忘录、回忆录及著作等形式构成;档案的内容,囊括了战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现状。它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本文按照档案形成主体的战时职务、职责的权限,参照其文本提要两项指标,将其分为综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六类。       

抗战时期西北工业合作运动述论

抗战时期西北工业合作运动弥补了战时工业生产力的不足,对战时西北经济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以抗战建国为总体目标,尽管始终面临资金缺乏等困难,但它仍然对稳定战时西北经济生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战时中国工业区的破坏和因运输困难使外货输入减少是它产生的前提,而一旦这种条件消失,西北工合就可能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二战时期日本经济统制下的海运船舶问题 ——以"日满经济一体化"为视角

二战时期日本的经济统制几乎涵盖了国家工业的全部门类.自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的经济共同体范围不断扩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达到了巅峰.对于日本的经济统制而言,战争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而海运船舶业是保障战时统制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部门,日本的海运船舶规模因战时经济统制迅速增加,但其增幅始终无法弥补巨量的消耗.日本的战时经济几乎完全依赖本土之外的战略物资供给,船舶制造所需的铁砂、钢材、石油更是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运输船舶的损失直接导致日本战略物资供给能力的下降,而战略物资不足又导致运输船舶制造吨位始终无法满足运力需求.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日本战时经济的崩溃.     

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是“军事社会主义”?——论列宁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凯撤德国战时经济制度观点的原则分歧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帝国主义交战国家都把本国经济转上了军事化的軌道。在经济军事化和进行掠夺战爭的过程中,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现象,也普遍地急剧加强起来了。当时,按经济组织战爭化的水平和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规模而言,凱撤德国均名列前茅,它成了这些方面的一个标本。在战时德国的经济方面,究竟出现了那些重要变化和新的现象呢?凱撤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又应该怎样说明呢?关于这一类的问題,不仅受过人们的普遍关心,而且还在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原则性的爭论。列宁认为,战时德国经济中的变化,仅仅标志着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凱撤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仍然是资本帝国主     

调整政策 发展经济 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从经济方面探讨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深层次原因.文章认为,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国统区也建立了战时经济体制,实行了战时经济政策,这一切都为抗战胜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的历史考证

我国在1937～1945年间经历的抗日战争时期是战时经济和经济现代化进程遭受战争挫折的时期,同时这个阶段也是我国经济形态从旧经济形态向新经济形态急剧转变的时期。本文拟对在战时条件下,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我国西北开发、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等所作的工作及其意义作一简要论述,以期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有所借鉴。     

论章乃器的战时经济思想

章乃器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当时财政金融困难的主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时经济思想：主张合理、平衡地运用金融膨胀;针对中国战时财政特质,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主张节制游资,平抑物价。     

战时共产主义与列宁的经济建设思想

1918年夏至1921年初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是苏维埃俄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长期以来,人们对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历史原因和评价存在着分岐,同时对这一时期列宁的经济建设思想也颇有争议。如实反映“战时共产主义”本来面貌,正确把握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前后的思想动态,深入研究列宁在实践中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摸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试论经济建设中的“树立典型”——一种动员和组织机制的分析

树立典型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中的一种动员和组织机制,有完整的理论支撑和运作模式.树立典型与严厉的军事经济（战时经济）体制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有相当的内在关联性,党在战时经济建设中所积累的丰富的树立典型经验是其历史渊源,并内在地体现出军事斗争的思维逻辑.树立典型有历史的积极意义,但其弊端亦带有极其强烈的内在体制性.     

陈诚与抗战时期鄂西农业开发

农业的开发与建设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行大后方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陈诚在恩施主持湖北省政府工作时,为满足战时军粮民食之需,对鄂西农业进行了综合开发,使战时湖北国统区的农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陈诚开发战时鄂西农业无疑对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其开发农业的思想、政策和措施对今天鄂西及我国西部农业的开发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国统区中等教育发展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中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规模扩大、教育布局渐趋合理、教育质量有所提高。战时中等教育既有强烈的战时特征,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的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的缘故,其次也是由于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使然,还有就是国统区战时经济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改良

抗战爆发后,面对落后的农业经济,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一系列战时农业改良政策,并从五个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农业改良。这不仅促进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而且保障了战时军需民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改良促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为当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战时记者》的历史沿革、文本内容和办刊特点

1938年创刊的《战时记者》的传播内容主要为新闻学理论研究与探讨、对战时新闻学的业务性指导、新闻史研究、进行新闻学教育等几个方面。广泛介绍、园地公开、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是《战时记者》的重要特点,也是该刊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受到读者欢迎的主要原因。     

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科学精神,毅然决定在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特别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来,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路线到具体政策的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创造性的贡献。它的实行不仅标志着     

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民收入研究——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后期,由于战后重建的需要,中国政府经济部门和中国经济学界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借鉴西方国民收入研究理论与方法开始研究中国的国民收入问题。其中,研究成就最突出的是留美经济学博士刘大中和巫宝三,他们以1933年为中心,估算了1931~1936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并对中美国民收入状况作了比较研究。由于处在战时经济状态下,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当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它丰富了民国经济思想的内容,是中国经济学走向近代化的新步幅。     

试论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以矿产投资为例

伴随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战时经济统制体制的确立,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策略和投资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之中。由于其在中国地位的特殊性,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不仅不同于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而且也具有与战前日本在华投资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是对中国占领区输出资本同对部分已沦为其殖民地的地区的投资结合在一起,投资、开发与掠夺相互交叉。对中国富源的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赖以维持的基础;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客观上也给战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在傀儡政权方面主要体现了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殖民地性质,但同时也加剧了日方与傀儡政权之间的明争暗斗。     

论云贵战时手工业的兴起及其畸形繁荣

云贵近代手工业经历了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战时手工业畸形繁荣以及战后解放战争时的恢复正常三个阶段。其中，1851年机制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是云贵近代手工业兴起的标志，1935年国民政府结束西南军阀并颁布禁烟令则使其战时手工业得以萌芽，而正式兴起则始于1938年厉行严种、严禁、严运的禁烟运动。在战时手工业萌芽及其兴起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需要的战略转移是国民政府加强其生产的重要原因；战时云贵食粮基本仍可“自给有余”,是基于战争和经济建设所需丰富的矿产，复兴民族根据地的需要和交通中枢的战略位置等重要条件。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不断加剧，云贵战时大后方战略位置渐趋凸显。特别是1938年东中部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进一步加强了对云贵的政治和工业化建设，并在严禁、严运、严吸鸦片的同时，中断了云贵洋纱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开启了云贵战时手工业历程。在战时的机器生产大背景下，云贵地区相对落后的手工业重新发展起来，其在推动云贵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贵州“工业建设方始萌芽”,云南工业建设也“开始建立”,但其实质是“畸形的繁荣现象”,背后存在着进出口困难等诸多问题。     

陶行知的抗战教育理论及其实践

八年的抗日战争,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单凭军事不可能取得全面胜利,它必须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之配合才能达到目的.在抗日战争中,与抗战相配合的教育称为战时教育.这种战时教育无论是解放区或国统区的教育工作者都提倡过,但不同的立场、观点对战时教育的理解有明显不同.譬如,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战时教育要改变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