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信任度下滑

2015年2月3日,爱德曼(中国)集团发布信任度调查中国报告。报告显示,曾在全球信任度指数榜单位居首位的中国,信任度下降了4个百分点,排名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后。与全球信任度变化趋势一致,中国企业信任度下滑,政府信任度攀升,中国的整体信任度达75%,仍远远高于55%的全球平均信任度。围绕五大信任维度,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检验了中国企业的信任度,发现今年中国在诚信和互动参与度两大维度上出现大幅     

论公平正义对人民幸福的促进作用

愉悦感、稳定感、安全感的满足程度与人民幸福密切相关，而公平正义有助于利益合理分配，提升人民的愉悦感；有助于增进政府的信任度，加强人民的稳定感；有助于社会良性运行，确保人民的安全感。在实践中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加强公平正义对人民幸福的促进作用：第一，完善分配制度体系，使公平正义具有制度保障；第二，提高管理者的自身素质，使公平正义的具体制度能顺畅运行；第三，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使公平正义的具体举措能更有效地落实。     

要闻

正赵大力出席爱德曼2014年中国信任度调查报告发布会2月17日,2014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中国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大力出席并发表讲话,协会副秘书长章兰一同出席。赵大力会长在讲话中表示,CIPRA非常欣赏爱德曼始终置身于行业研究前沿的态度和做法,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成为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咨询时的理论依据,也为推动中国公关行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信任度调查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研究,可为专业公关人员了解国际国内信任度趋势,为未来发展提供方向,也是企业经营者梳理思路、了解趋势、制定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支持。     

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闻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众多,我们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并不理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依此类推,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在当下的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现实选择.     

应对“入世”冲击 政府必须转变职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城市政府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又是经济管理的主体，形成政府双重职能合一。政府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又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政府以高度集权的行政方式全面干预、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不是市场的主体，而政府却成了市场主体，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具有经营或管理自主性，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由政府统负盈亏。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吃力不讨好。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非常明显，在这个大趋势下，如果政府职能不与世界接轨，将会很被动；我们已站在WTO大门口，加入WTO以後，经济的激烈竞争将不分…     

诚信是我国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源

由于政治运动、经济体制转轨、法律不健全、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等诸多原因 ,造成我国市场经济诚信资源的严重缺失 ;诚信缺失造成了国内需求不足、消费受阻、出口损失严重、企业和个人信用危机、对政府信任度下降等巨大危害 ;我们要从加大诚信教育、制定完备的法律和法规、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等方面建构我国的诚信体系。     

敏捷性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边界条件研究

针对企业敏捷性的困惑，运用模拟实验方法，对企业行动的敏捷性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边界条件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决策框架”是敏捷性行动与创业绩效——员工承诺度和客户信任度之间的一个调节变量。同样的敏捷性，得益框架正向调节敏捷性与创业过程之间的关系：损失框架负向调节敏捷性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孤立框架下，不同敏捷性对员工承诺度、客户信任度没有显著性影响。该研究发现拓展了“框架效应”的外部效度，对创业企业控制“敏捷性”的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构建的思考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广泛存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非常严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应从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三个方面，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动态协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实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常态化。     

考虑谈判权力的供应链企业自愿型环境规制参与决策协调研究

【目的/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时期，探究供应链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机制对我国环境治理绩效提升有积极意义。【设计/方法】通过构建了一个二级供应链模型，研究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决策机制并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参与规制决策的影响，进而引入考虑谈判权力影响的收益分享契约，探究供应链协调机制。【结论/发现】（1）制造商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受到消费者信任度、绿色产品偏好的正向影响，但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与参与度反向相关；政府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于供应链企业形成有效激励；（2）谈判权力对收益分享契约协调作用具有影响，但存在一定的阈值，当零售商谈判权力高于该临界值时，制造商自愿型参与度及双方利润水平均得到提升，供应链实现协调优化。     

中国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滨海新区及大滨海新区为例

通过147份有效问卷和深度访谈，对天津滨海新区治理现状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天津滨海新区内部存在竞争，尤其在有些领域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第二，区域治理的合作主要由政府推动，而非营利组织，市民之间的合作被忽视了；第三，天津滨海新区治理的最好选择是政府之间的合并，成立新的滨海新区政府；第四，合并的困难主要反映在市政府的决心即上级政府的行为，其次是官员的安置问题。根据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京津冀共同治理和综合试验区下的滨海新区治理新模式。     

从公共治理视角透视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

在我国的公共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针对我国政府信任度下降这一现象,从理论原因和现实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以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政府公信力下降这一现象,一方面,政府公信力下降是公民民主意识提高的表现;另一方面,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也确实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权威,影响了社会信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影响了政府的执行力.     

品牌诚信度调查数据分析及数字背后的商业意义

河北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鹿”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事事件半年后，作者进行了品牌信任度社会调查，对调查的数据及其所反映的商业意义进行粗浅分析。提醒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认识到企业经营中质量意识、民众意识对品牌的重要作用，自觉的提高品牌意识、质量意识，提升企业品牌的信任度，担当起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中国企业为何在海外信任度不高

2013年1月29日,爱德曼国际公关(中国)有限公司发布了2013年爱德曼信任度中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公众对企业的预期与企业实际表现间存在着较大的信任差距。中国企业在全球的信任度仍处于不被信任之列(35%),稍高于印度(34%)和墨西哥(31%)。总部设在中国的企业在发达国家的的信任度仅为19%;在发展中国家信任度为58%,在中国本国的信任度最高为79%。《国际公关》记者在媒体见面会上采访了爱德曼亚太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avid Brain和爱德曼国际公关(中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北京办公室执行总裁王哲。     

西方经济学中的信誉理论及其启示

信誉机制是保证契约诚实执行的重要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信誉越来越成为影响现代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在一个社会中，企业的信誉主要受博弈次数、产权和法律制度、竞争的环境以及政府行为的影响。信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加大对产权的保护力度；进一步消除垄断，引入更为开放的竞争政策；加快建立对失信者的惩罚机制；建立健全信息传输体系，发展我国的信用管理行业；政府应加强社会信用观念的培养，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

2012年2月9日,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公司在中国发布“2012年度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中国报告。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在多个发达国家的企业信任度下降超过2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信任度的上升幅度位列全球第一。2011年的数据由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除阿根廷,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阿联首）综合产生,2012年全球数据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     

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力结构认知及信任度特征研究

本研究综合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实证研究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力结构认知和信任度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大学生认为政府公务员的信任力结构包含勤政廉洁、工作态度积极和业务能力突出3个因子;(2)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信任力各因子的信任度评价不高,其中勤政廉洁更能影响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的评价;(3)大学生与政府公务员的直接接触程度、自身的实践体会、自身专业背景、媒体宣传报道、家庭背景均影响其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度.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提高大学生对政府公务员信任度的5条对策建议.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对我国企业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的若干思考

企业统计作为政府宏观统计信息的源头，不仅是国民经济统计工作的基础．而且还是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的基础。改革我国企业统计制度方法，要坚持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企业统计制度创新；要注意与部门统计、专业统计的协调；要加强企业统计基础和统计队伍建设；可以官方统计与非官方统计相结合；要建立和完善服务业企业经常性统计调查方法制度。     

基于道德伦理的政治信任——以江苏省调查数据为例

本文通过江苏省"居民生活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的道德伦理主观满意度以及政治信任度,借此探讨影响公众政治信任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在政府致力于建设信任社会,提升民众政治信任度和政治支持水平的过程中,仅通过简单的经济绩效和意识形态灌输很难实现。从长期来看,社会主要群体的道德伦理状况仍然是政府获得居民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因此对政府来说,预防和遏制官员腐败、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修正市场经济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冲击,与提高政府的经济绩效、持续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一样,都将是提高公民政治信任度、增加政治体制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5—2018年我国跨国制造业320家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分别测算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抑制效应与净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其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终会导致企业创新水平负向偏离前沿创新水平；从分位数的角度来看，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政府补贴会抑制其创新水平的提升，但部分企业仍能更多地受益于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从时间分布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看，政府补贴的净效应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且东部地区的抑制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