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中国公共关系教育的开拓者廖为建

2013年4月28日,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廖为建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60岁。作为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廖为建教授学术造诣深厚,社会影响广泛,多年来为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及学术工作委员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荣获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颁发的“中国公共关系杰出贡献奖”。     

浅论中国问题的根本——兼与李涛先生商榷

国家的根本问题是人才问题,即如何教育、选拔、使用人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人和对待人。那种认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大师最根本的特点是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除了个人主观努力外,还需要具备大师成长的生态环境,而这一点却是我们必须认真反思的问题。今日中国是今日大师健康生存、成长的基本土壤,如何看待今日中国的国情蕴涵着这一问题解决的理论前提。     

文化型的评判标准探析——兼论中国文化转型的百年历程

文化转型是由一种文化类型或形态向另一种文化类型或形态转变.评判文化是否转型以及转型的程度应有以下四个标准其一,原文化类型借以建立的经济政治基础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二,是否有新文化观念的产生并对旧文化类型形成冲击;其三,新文化观念是否得到了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其四,大众文化是否改变.以此为依据,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大致轨迹和阶段.     

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思考——兼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与行政程序证明标准之应然关系

从立法上看,我国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确定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不能离开对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特点的分析,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当略高于行政程序中的证明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原则;少数几种情况下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大师的批评”之另一面——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局限性

30、40年代的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大师”级人物。沈从文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下大量的批评文字。作为“大师的批评”,沈从文的批评文字的确有独到之处,但其局限是非常明显的:个人艺术趣味对其文学批评的制约;对左翼文学现象作简单化排斥、抵制所反映出的批评家学术立场的缺失;对理论的轻视与排斥所表现出的轻理智主义倾向。     

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之探讨——兼论不同诉讼的证明标准

针对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中的"事实"理解为"客观事实"的抽象化作法,提出以事实为根据中的"事实"是指诉讼中的"案件事实",而不是哲学范畴中的"客观事实".同时,针对三大诉讼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异,提出在不同诉讼中作为定案依据的案件事实证明具有不同的标准.     

论英国刑法学中犯罪过失的处罚根据——兼论犯罪过失的标准

英国刑法学对于犯罪过失的处罚根据,存在着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不同的学说.否定说从心理责任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在犯罪过失的情况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没有认识等心理事实,不具有可罚性根据;而肯定说则从社会责任论的立场出发,认为犯罪过失的根据在于不履行全体社会成员所分担之责任.英国刑法学关于犯罪过失的标准经历了从客观说到主客观统一说的发展过程.文章从责任的根据是客观的这一理论基础出发,对英国刑法学中以心理责任论为基础的否定说进行了否定,对以社会责任论为基础的肯定说进行了肯定,同时指出肯定说强调责任能力,忽视社会义务,有偏离社会责任论倾向的缺陷,并论述了英国刑法学的所谓主客观统一的犯罪过失标准的学说,实际上就是具有合理根据的客观说.     

我国宪法文本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嬗变及内在逻辑——以五次宪法修正案为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注重将“中国式现代化”适时引入宪法文本,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明确其重要地位。宪法文本载明的宪法规范是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规范,既体现国家意志,又对其他法律起到示范作用。自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制定以来,一共进行过五次修改,形成了五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每个宪法修正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均有所调整,主要体现在内涵扩充、逻辑调整、语词增删、领域增加等方面,这种表述嬗变深刻体现了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统一、直接表述修改和间接表述修改的统一、宪法规范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蕴含了社会主义宪法是充分反映人民意志的好宪法的理论逻辑、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向同行的实践逻辑。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对宪法文本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进行调整,既有助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也有助于保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探寻公共治理的价值预设——兼论公共治理的中国意义

公共治理作为一个西方"泊来品",我们要引介它,必须十分重视对其深层次的价值预设的挖掘,否则,将会导致盲目地、急功近利地移植该理论。公共治理是以新古典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它重申了(消极)自由的重要性,诉求多元主义的文化,彰显了公共性的价值,确认了政府的有限理性。鉴于这种价值预设,我们必须谨慎评价公共治理的中国意义。公共治理对我们改革的启发意义集中体现在有限政府理念的形成及其制度建设方面。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论争之检讨－－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由论争到折中的转变,证明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可以融合生长,实现优势互补.我国证明标准缺陷问题主要是体系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可以在坚持客观真实理论基础上吸收法律真实之逻辑性、层级性和规律性等优势,完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进而重构我国的证明标准体系.     

人权保障: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兼论中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之理念

保障个人利益是现代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逻辑起点 ,由此 ,刑事诉讼才具有民主、文明的品性。保障被告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的灵魂 ,它决定了刑事诉讼的构建 ,主导着刑事诉讼的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权保障理念的缺失 ,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刑事诉讼制度。只有升华传统文化 ,辩证地吸收外来文化 ,培育现代权利文化 ,才能铸就中国现代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     

论中国诗歌的起源发生——兼论《周颂》为中国诗歌的开山之作

诗三百是中国最早的诗,中国诗歌的产生,是礼乐制度的产物,是周公时代祭祀祖先的产物,其中周颂中的《清庙之什》当主要为周公之作,亦当为中国最早的诗歌作品,或说是中国诗歌的开山之作。从写作方式来说,显示了从散文向诗歌过渡的早期痕迹,包括从无韵向有韵的过渡、杂言向整齐四言的过渡等。     

论中国古代学术的“大生命”形态——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学科形态

中国古代学术（经、子、史）皆源于上古圣人之德性仁心：燧人氏（熟食）、有巢氏（住屋）、伏羲氏（识天文／养家畜）、神农氏（种田）、仓颊（遣字）、黄帝（纺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治人治世,心性禅让;封侯建国,创设礼乐;礼崩乐坏,凝聚仁心）。此是几千年的亘古历史文化累积,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心文化”。上古圣人系列之善性,亦即族群的大生命精神,褐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开端。中国久处农业社会,“天时一地利一人和”对农业庄稼的生命（收成）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也决定了农者的生命价值,乃至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生存状况。此日“天人一体”的生命本义。这种“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唯农业社会所特有,至今未变。“心文化”的德性总’源头,化生于“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中（天地之大德日生）,此即合内外,一天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壮丽开端,其下的一切学术布局皆贯通于“德性仁心一天人一体”二重性之大生命气象,这是一个教化系统。此与西方之向外遂物之“脑文化”鲍异,与其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学术、知识结构亦鲍异。研究西方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其数理观念;研究中国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由诗返志,日诗教。故孔夫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思无邪”。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客体性思考——兼论作品判定的独创性标准选择

以基于转换器的生成式预训练模型（GPT）为代表的高阶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智能型内容生成机制,使得内容产品生产中的技术占比不断上升,人的直接投入占比相对下降,传统著作权法作品的独创性要求、权利人本原则等基本理论受到冲击。面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可作品性问题,基于自然人智力投入的创造性本质理论和闭合性作品概念显得力不从心。在过程视角下（主观标准）,人工智能内容生成过程符合人类创作的思维特征;在结果视角下（客观标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著作权作品的外观形式和信息消费功能,符合著作权作品的本质属性。如果人为割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著作权作品在产生过程和实质作用上的同质关系,强行区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自然人创作作品的法律性质,则有悖著作权法因应技术发展调整信息消费品利益的制度旨趣,最终将导致著作权法律秩序的混乱。     

合肥,安徽,中国——兼论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之关系

合肥是安徽乃至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近几年,合肥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其中,招商引资、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其经济快速崛起的主要力量。这样的事例安徽各市县比比皆是,这是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的双重作用叠加所致。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分重要,"要GDP,更要幸福感",经济迅猛增长并不一定代表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正如改革开放初期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一样,当前需要讨论并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目的。     

论人类文明视域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兼论中华文明背景中的"中国模式"建设之道

大学是体现人类文明的一种文化机构,应当放之于人类文明的大视角中加以认识,并作为国家文明战略的组成部分加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早期是多种文明综合性发展的自然结果,历史性地"耦合"欧洲文明生态体系;是人类文明互动发展促成了"欧洲模式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并演化为有国别特色的建设模式,其中20世纪前后以"美国模式"为主导.21世纪,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则必须紧抓机遇,以和而不同、科学发展、人民满意、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借鉴发展的精神理念来推进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模式"建设.     

法之“道”与法之“理”的由来——探析中国法律的文化根基兼与赵明先生商榷

甲骨文中有(道)字."道"字本义:人在超越私而天人相通、天人合一时,所明白的宇宙真谛.老子之"道"可比拟为:真道生妙无,妙无生神明,神明生理念,理念生规律,规律生万物.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可从中受启迪,从"现代化范式"及其"逻各斯中心主义"向去蔽之"道"之真精神转化:在"逻辑与直观统一"精神下之法律文化,既主张法治的实现,又使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至上与传统中国逻辑缺乏导致的主体精神缺失的毛病皆得到克服."道"包含"法自然"与"自然法"两重意境,则可通过把形上之"道"作为终极价值诉求,把更易把握之"理"作为法无明文规定时"自由裁量权"的标准,防治法律文化中现代性的弊端.     

以绩效改进为中心 以程序公平与标准公平为基本点——兼论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的理念、技术与方法

随着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全面推开,事业单位的绩效考核工作必将进入一个全面推广和深化的时期。对于大多数单位来说,绩效考核工作是全新的工作,也是对原有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挑战。对于各单位的领导和人事主管部门来说,如何在稳定的基础上、有秩序地、科学地渐次导入绩效考核体系,将是未来一个阶段事业单位改革与管理工作中的热点话题。     

应急法治视域下公民权利克减的价值证成——兼论中国式应急行政执法模式的优越性

在应对诸多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我国逐渐探索出一套极具自身特色的应急行政执法模式。其深植中华传统文化,汲取现代文明成果,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具体化、现实化的重要建树,展现出厚重的理论价值、制度优势与实践伟力。应急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正当化克减,是公益与私利的权衡之举,是法治政府的良善之治。应理性认识应急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变通执法”,正确把握行政执法实施时的“合理限制”,探求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应急行政执法的运作机理,实现人权与秩序的动态平衡,期以展现中国式应急行政执法的巨大优势。     

首航中国的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兴衰史——兼论“安菲特里特号”与广州湾之关系

在商业利益、耶稣会士所谋求的宗教利益,以及法国贵族对中国的浓厚兴趣、"王家中国公司"和路易十四的非凡想象力的驱使下,"安菲特里特号"分别于1698年和1702年两度驶向中国,成为促使中法两国向对方敞开大门的工具。但是,这艘由私营机构运营的原法国军舰,从激动人心的商业冒险开始,逐渐过渡到涉足剥削、人性堕落和罔顾道德的奴隶贩卖的冒险,变为那个时代的囚犯。1898年,法国在强行租借广州湾时重提"安菲特里特号",把旧时法国与中国的联系当作了侵占中国的借口。1940年11月,法国再次提起"安菲特里特号"远航中国的故事,强调法国在广州湾已有很长的历史,目的是为防止日本侵略者接管广州湾租借地,或拖延其接管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