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家训文学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家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是家训史上的定型期。汉代家训与先秦家训相比,在文学性方面增强了。主要表现在：独立成篇,有意为之;思想内容丰富,具有真情实感;篇幅短小,形式灵活;语言浅显,通俗易懂。汉代家训在家训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家训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明代宫廷绘画的艺术成就

明代宫廷绘画是伴随着明代画院的建立而产生的主要为皇家服务的院体画。主要成就在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三个方面。院体山水画由于皇室政治趣味的引导,保持了南宋院画的基本形态和北宋北方山水的雄强之路,其艺术审美主要依托宋濂的画论思想;人物画分为先贤帝后肖像图、历史故事画和雅集图三类,其艺术成就在明代宫廷绘画中最为突出;花鸟画则以边文进、孙隆、林良和吕纪为代表,边文进擅长工笔重彩花鸟画、孙隆擅长设色没骨花鸟画、林良擅长水墨写意花鸟画,吕纪则能工能写,成为不同于明代文人画和民间画的一股支流。     

《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形态谫论

空间作为一种有效介入文本叙事进程的手段,已在《诗经》农祭乐歌中运用实践.依托农祭仪式在实际场合的搬演流动,乐歌通过钩稽农祭仪式的意义关联事项,记录构拟出一系列可辨识感知的地理空间、精神空间等文学性空间,叙事空间遂之生成.由此,《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形态可分为豳地风俗直叙下的原始粗犷空间,祭祀仪式统摄的封闭肃穆空间,...     

就《诗经》的编者及入乐答杨先生

文章针对杨旭升文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辩驳。其一，“季札观乐”的真实性不能抹杀，孔子之前《诗经》确已结集，而《诗经》中可能系由孔子增入的周平王以后的作品，不及全书八分之一，因此只能称孔子为《诗经》的补编者而不是主编者。其二，众多文献记载表明《诗经》全为乐歌，《诗》乐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而非“自构的理念”。     

关于《诗经》的编者——与许廷桂先生商榷

文章就许廷桂《〈诗经〉编者新说》一文提出商榷意见。许说《诗经》系“宣王肇始,平王编成”缺乏依据。《诗经》中为数不少的作品,分明产生在平王之后,孔子补编亦难自圆其说;“季札观乐”对史料有拣择、虚拟,不能据此认定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诗》的定本而否定孔子删《诗》。许说《诗》乐是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也与史实不合。我国古代音乐发达很早,并非长期与诗、舞纠结而存在,《诗》被采合乐只是其中部分篇什。     

《诗经》叙事艺术特征阐释

叙事艺术在《诗经》中体现充分、反映显赫。本文从《诗经》所特有的现实主义诗风主题追求 ,以及叙事艺术的结构模式在《诗经》中体现两方面对叙事艺术特征进行阐释。也就是在题材和体裁两方面进行阐释 ,在题材上 ,表现出反映社会政治、人事、婚姻、爱情等方面内容。在体裁上 ,主要表现方式体现在叙事的抒发型、情节型、记实型这三类诗歌中。勾画出了叙事艺术在《诗经》中的轮廓 ,总结了叙事艺术在《诗经》中存在的方式。     

《诗经》植物意象的艺术表现

《诗经》植物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分为描述性植物意象、比喻性植物意象和象征性植物意象,这三类植物意象具有不同的特色和结构功能,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     

《诗经》的文学阐释——从先秦到清代

从先秦到清代(不含清代),《诗经》的阐释始终以经学为主流,但其文学阐释也如涓涓细流流淌不止,每个时代都对《诗经》的文学特性及文学价值作出了一定的阐发,为经学全盛的清代在《诗经》文学阐释的巨大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诗经》最终摆脱经学的藩篱走向完全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可能.     

《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诗经》的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

从历史上来看 ,对《诗经》的解读方式共有过三种 ,即政治解读、历史解读和文学解读。政治解读是传统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观照和积极入世的精神 ;历史解读是一种过渡 ,把“五经”当做历史典籍 ,但是并未真正与政治解读划清界限 ;文学解读是近现代以来的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人生与个性的重视 ,反映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应该结合起来 ,从而更全面地解读《诗经》 ,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     

韩国朝鲜王朝《诗经》学之文学阐释研究

韩国朝鲜王朝在东方邻国的强大影响下,全面效仿中国,确立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地位。其《诗经》学伴随晚明的转向也发生了重大变迁,呈现出从经学阐释到文学解读的发展态势。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梳理韩国《诗经》学的发展脉络,而且能清楚地发现中国《诗经》学在发展过程中对邻国的辐射作用,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有力证明。     

《诗经》《楚辞》比兴艺术之比较

比兴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两种传统的创作手法，它伴随着诗歌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诗歌的发展而发展。先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高峰期，在这时期，比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以至繁荣的发展过程，它完成了诗歌艺术由巫术的、功利的转化为抒情的、审美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质的飞跃，对其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较而言，《诗经》以兴的大量出现、比的抒情因素增长、用法纯熟巧妙标志着比兴的成熟，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以比的泛化延伸、比兴构成象征体系并具有形象美和意境美标志着比兴的繁荣。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诗经》中马意象的宗教与文学情结

马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诗经》对其进行了详细地记载。本文通过对周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考查,探讨马在西周社会倍受尊崇的原因以及《诗经》中马意象所隐含的周人的文化观念和审美心理。     

论《诗经通论》中的艺术性表现

姚际恒在一片复古声中独树一帜,以文学的眼光来涵泳、赏析诗篇。从姚氏评析诗的章法结构、遣词造句之妙,注重诗的意境,感受诗趣等方面,来探讨他对《诗经》文学研究的贡献。     

浅论《古诗十九首》对《诗经·国风》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的研究,今之学者多从<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以及<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入手,而对于<古诗十九首>与<诗经·国风>关系的论述尚未有专题论文涉及.本文拟从:叠字的运用与语词的化用,章法结构的承袭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两个方面略加论述,从而理清<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真正地位.笔者认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古诗十九首>远承<诗经·国风>,近接汉乐府,下启建安诗歌,于中国诗歌之发展可谓功莫大焉.     

《诗经》的叙事艺术特征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研究的方向也多种多样,其中对《诗经》的叙事特征的研究虽有不少的学者在其论文著作中有所涉及,但是却很少有专门的著作来对其做系统的阐述。本文将从《诗经》的叙事人称、叙述顺序等几个方面对《诗经》中的叙事特征进行深入地探讨。     

李渔短篇小说集《十二楼》的艺术成就

清代著名戏剧家李渔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十二楼》被推崇为“清代小说之冠”。本文从作品的求变创新、大团圆结局、通俗感人等方面，探讨了李渔小说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