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的形成

抗战时期的食盐专卖制度 ,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是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为国民政府出台食盐专卖制度提供了借鉴 ,而现实的需要则促进了食盐专卖制度的形成。食盐专卖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宋代酒业产销的管理体制

酒类专卖在宋代的专卖制度中,与茶盐专卖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产销管理上却较茶盐复杂,因为一般地说,茶盐有比较固定的产区,而酒类则不同,它根据市场需要,可以随处生产,所以将酒类产销纳诸封建国家专卖制度的管理体制上,也就呈现出因时而变的复杂特点。迄今为止有关茶盐产销的管理体制,已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而对酒类产销的管理体制问津者甚少,这对全面了解宋代专卖制度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缺撼,是故本文拟作探讨,不妥之处,尚祈博雅匡正。     

宋代官员消费食盐来源的市场化——从“食租衣税”到“市场买盐”分析

宋廷调整官员的赋盐方式,以适应专卖制度下国家对盐利的追求。一方面,宋廷为高级官员提供“俸料盐”“赏赐盐”等,以示对高级官员的恩宠。另一方面,宋廷让大多数品官之家只能在市场上买盐食用,从而增加了食用官盐人口的数量,有利于国家盐课收入的增长;且不同于民户广泛存在抑配买盐,宋代的品官之家长期免于科配,由此体现宋廷对普通官员的关照。然而,官员进入市场自由买盐与法律上对官员贩私活动的微弱约束,为官员的贩私谋利创造了条件,进而分割了专卖制度下国家盐课的收入,使得国家制度调整的初衷未能有效实现。     

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

宋代是专卖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专卖制度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的转变.这一变革反映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在直接专卖制下承担专卖品运销,分夺专卖利益;而在间接专卖制下则主要承担缉私、监管商人营销等,难以直接分夺专卖利益.中央从地方政府手中集中利权的重要手段就是吸纳商人在更多的经营环节中取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职能演变的基本趋势是退出专卖商品的直接经营,转而维护专卖制度的运行,专卖利益不断集中于中央.与唐代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专卖系统相比,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集权显著加强.     

国民政府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盐运建设(1937-194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面对沿海盐区相继沦陷、淮盐运输阻塞、军民食盐困难的局面，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但繁忙的盐运却受到交通条件和陈旧的引岸制度的严重制约。国民政府下令废除川盐运销引岸制度，实行官收官运和招商代运，并通过一系列对大后方盐业运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时军需民用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极大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形成了川盐历史上的第二个经济繁荣时期。     

作为历史过程和观念的"区"与"界"——读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

施坚雅以市场为基础提出的区系理论,近年来在中国历史人类学领域里被进一步拓展.黄国信的著作<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以长时段的视野梳理了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制度建立过程中盐区、盐界形成和变动的"大"历史,同时又充分展示了地方政治、市场、王朝利益不断冲突和调适的历史场景,为我们多层次、多向度地认识"区域"的流动性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历史深度的研究视角.     

论长庆二年盐制之争

长庆二年盐制之争是朝廷大臣之间就榷盐制度展开的一次讨论。它由张平叔提出改行直接专卖制引起 ,属于正常的议政范围。张平叔提出这一主张的直接动机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 ,解决财政困难 ,这场争论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些情况     

白银财政分配视角下的晚明浙淮盐法变迁

通过对库价、京解与帑银这三大盐课银分配去向的分析，可发现以下四点：在明代财政体制从实物向白银货币转型的制度背景下，开中法的实施形态从在边纳粮、在司支盐演变为在边纳粮、在司支银；伴随在司纳银制的实施，晚明还出现了在部纳银的新规制；户部为了追求白银收入，加强了对盐商的管控，边商、纲纪商人和纲商的身份皆呈现出劳役性的特点；晚明两浙为保障盐课收入而强制商人登记以获取专卖权的纲纪制度，是明清盐法从官专卖向商专卖制转变的更早的标志。      

浅析北宋的禁榷制度——以榷茶制度的演变为例

北宋的禁榷制度承袭唐制包括对盐、酒、茶等的专卖,均是官营国有的垄断性工商业经营,以国家财政状况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北宋的禁榷制度突出反映封建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强力干预和操控,既促进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扼杀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禁榷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缓和了社会矛盾,对政治、经济、军事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最终为北宋的统治根基埋下了祸根.     

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基于《修正出版法》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新闻界的统制,要求新闻界必须服从政府的内外政策,言论记载要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不得逾越。但是,新闻界的救亡诉求与此相去甚远。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修正出版法》为新闻界立一个新的言论标准和惩戒依据,该法在1935年遭到了新闻界的抵制,显示了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紧张冲突的一面。随着国难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出现了若干积极变化,新闻界在国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暂时让渡了部分权利,二者的关系得以调适,这为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颁布奠定了基础。总之,从《修正出版法》可以烛照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理论思考

本文通过对自然垄断理论演进的探讨,在全面认识自然垄断的经济、技术特性的基础上,简要说明政府管制的必要性。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应该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主导下,在全面认识自然垄断产业特点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展开。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国民政府和中共对"迪克西使团"来访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迪克西使团"援助中共的合理建议虽然未被美国决策者采纳,但"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共而言,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对国民政府来说,它成为制约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结束前不敢发动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博奕--抗战时期四川医疗卫生系统的控制权之争

抗战爆发后,出于战时防疫和空袭救护的现实需要和将四川纳入国家体制的政治战略,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着手在四川建立现代医疗卫生管理系统。然而,由于中央与地方在权力分割问题上缺乏共识,双方在四川医疗卫生系统的控制权问题上进行了紧张的政治博弈。尽管中央政府凭藉手中掌握的优势资源暂时主导了四川省的医疗卫生系统,但这个跟国民党政权同样缺乏基层支持的医疗卫生系统最终不能不随着失败的国家体制一起坍塌。     

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验

本文从中国现实的经济实践出发,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成功经验。本文认为,政府转型、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前者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加速了党和干部队伍的人力资本的更新速度,遂使中国较好地实现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转型;就后者而言,在保持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采用一种灵活可塑的政治治理模式,遂使市场制度、法律体系等制度不完善的局面获得了一定弥补。而这两者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本文还认为,中国今后政治治理的重心需要更多地朝着解决利益冲突的决策方面转移。     

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制度建设述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文官选拔制度、考绩制度、薪俸制度、审计制度和监察制度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建立了到当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文官制度。但由于当时客观的政治环境和制度本身的缺陷等纷繁复杂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制度建设的绩效从根本上说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食盐运销政策

盐业引岸专商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争由来已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却最终没能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其改革因循守旧,片面追求财政收入,与引岸专商沆瀣一气,致使食盐运销制度的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对后来的抗日战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