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看曹雪芹的悲剧观

《红楼梦》是一部流芳百世的大悲剧。本文通过对《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了曹雪芹的悲剧观及其蕴含的美学特征，展示了《红楼梦》的艺术价值     

《淮南子》文艺理想观

《淮南子》的文艺理想观是对儒道文艺思想的融汇整合.首先,关于文艺本质观,《淮南子》坚持了文艺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又强调了它是人的心灵自由创造的产物,是社会功用和审美的统一.其次,《淮南子》从艺术的特征、艺术的源动力以及艺术的审美效果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至情"观,第一次全面突出文艺创作的情感审美特征,其影响深远.再次,关于文艺作品的审美风格,《淮南子》主张阴柔与阳刚并举,自然美与人工美相得益彰.     

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及其对中国山水艺术的影响

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论,既包含了对自然美的赞赏,又包含了对仁、智的精神赞美,是一种典型的山水比德观念。目前学术界习惯于将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逍遥虚静思想作为山水艺术的思想根源,实际上除此之外,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也是中国山水艺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本文探讨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对中国山水艺术及理论的影响。孔子的山水比德及仁知之乐思想和老庄的道法自然及天地大美思想共同组成了我国山水艺术的思想基础。     

非求独异时还异 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张爱玲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七

张爱玲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红楼梦魇》之中,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旨在申明其《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的红学主张。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彰显《红楼梦》真实的艺术魅力。《红楼梦魇》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路向的承继,因其更加地贴近《红楼梦》,所以显得多姿多彩。当然,这种"贴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曹雪芹创作时的真实想法,却难以证实。因为"看不懂"的缘故,学者对《红楼梦魇》的批评并不多,其中周汝昌的批评最具个性。     

学术与创作并举 拓新与旁通兼善:周思源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七

周思源《红楼梦》研究的主要用力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作方法研究,二是人物研究,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梦魅力探秘》、《红楼梦创作方法论》以及《探秘集———周思源论〈红楼梦〉》等。周思源创作方法研究源自于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难以充分解释《红楼梦》题旨和艺术特征的深度思考,他认为《红楼梦》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并创造了一种我们尚未认识的"主义"———象征现实主义,这一新说就为《红楼梦》艺术研究开拓了新境;周思源的人物论角度新、辨析缜密、新见迭出,与他的创作方法论相辅相成。总之,周思源的创作方法论和人物论均与长篇小说创作相联系,体现了他学术研究应为创作实践服务的学术旨趣。     

霍译《红楼梦》艺术胜境探微——《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评介

霍克思英译的《红楼梦》(前八十回)艺术成就很高，引发了很多研究。范圣宇的英文新著《译者的风月宝鉴：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霍克思的〈石头记〉》旨在考察霍译艺术胜境的生成基础(译者的汉学素养与版本校勘)、具体表现(翻译中的音、形与风格、玩趣与想象以及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引用)和生成过程(基于翻译手稿等一手文献的翻译修改),挖掘霍译本身的艺术与审美价值。作者在书中论及或躬行的很多理念与方法颇有启发价值，如翻译生成研究、以经译经的理念、翻译游戏观等。作者长期沉浸在霍译《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通过反复的译文细读以及对霍克思翻译手稿、翻译笔记等一手文献的通读，再加上校勘霍译《红楼梦》汉英对照版的经历，造就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红楼梦》翻译研究专著。     

也评大观园少女

聚集了那么多可爱少女,花团锦簇的大观园,是《红楼梦》艺术上的一种创造,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真堪称一大观.但是关于如何理解作者曹雪芹的艺术构思,如何具体评析大观园少女形象,红学界历来多异说,迄今尚有分歧.     

孙犁与《红楼梦》

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孙犁与《红楼梦》的关系.第一,《红楼梦》对孙犁创作思想的深刻影响;第二,孙犁在"《红楼梦》批判"运动中的独特表现;第三,孙犁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特色的独到见解;第四,孙犁作品对《红楼梦》的学习借鉴.     

《红楼梦十论》

文学院秘书系黄立新教授论著《红楼梦十论》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就《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表现的特殊性以及《红楼梦》与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等问题,分别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关于〈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民主主义思想的性质问题》、《明清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潮与〈红楼梦〉》相《明清婚姻自由的社会思潮与〈红楼梦〉》,是从客观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思想的一组文章,涉及明清经济、     

<<红楼梦>>的空白艺术

本文介绍《红楼梦》在叙事过程中运用空白艺术的方式及其产生的审美效果。《红楼梦》的空白艺术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语句空白，或是利用语言的特殊功能，使语言所显示的意象与意象之间出现断裂或省略，或是利用特殊的句式把语句压缩，使语意出现跳跃，省去两种语言意象间的直线性因果联系，从而造成一种含蓄蕴藉，潜藏不露的艺术效果。     

《红楼梦》人名中双关语的妙用

《红楼梦》里诸多人名以双关语谐音是书中一绝。它不仅是含蓄诙谐的修辞手法，而且是体现《红楼梦》的创作意图和结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特殊艺术方法，也是彻底打开《红楼梦》艺术迷宫的一把金钥匙。     

论《红楼梦》的艺术精神与现代小说的民族性

现代小说家对《红楼梦》多有痴迷情结 ,而他们研究《红楼梦》时自嘲的“门外红学” ,又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昭示着《红楼梦》艺术精神对现代小说的深刻影响。现代小说对《红楼梦》的艺术仿效和艺术吸纳 ,不仅证明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与西方小说艺术间的互在性 ,而且证明《红楼梦》艺术精神的一个基本层次是 :在我们民族文化的氛围中 ,用我们自己的艺术灵感和文学修养去进行艺术创造 ;更深层的内涵是 :将文学作为一种生命体验的外现和艺术智慧的精湛运作 ,进行极具原创性与新颖性的艺术创造     

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二——周汝昌与冯其庸的《红楼梦》评点比较谈

周汝昌与冯其庸的《红楼梦》评点既有相同之点,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将二者对曹雪芹的思想艺术成就、《红楼梦》本旨论、人物论、结构论、笔法论等方面进行更全面的比较研讨,应当有助于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和鉴赏,有助于读者对当代《红楼梦》评点的感受和评价。"周评"与"冯批"各自在《红楼梦》评点原则、政治历史说、思想艺术超前说等方面有着值得言说的话题内容和话题价值,比较研究其优劣得失,将有益于进一步探求《红楼梦》"四家评"的学术意义和鉴赏学价值。     

《林黛玉进贾府》人物出场艺术

《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主要介绍《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贾母、王熙凤、贾宝玉等,以各自不同的音容笑貌艺术地走到了读者的面前。这种次第井然的出场艺术,先闻其声的出场艺术,未见其人的虚出艺术,欲扬先抑、欲赞还讽的出场艺术,值得《红楼梦》阅读者学习借鉴。     

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其中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是持论公正、用情最深、力图遵从原著的《红楼梦》评注本。蔡义江的红学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中,包括对曹雪芹的思想与《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艺术成就、《红楼梦》续书的成与败等方面深刻而系统的研究。     

寻求艺术真谛、人生真味、精神家园：吕启祥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四

新时期红学三十年可谓成就斐然,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譬如吕启祥的红学观点和红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红楼梦寻味录》等研红著作,荟萃于《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之中。吕启祥的《红楼梦》研究以人物形象和艺术美研究为主,尤重体悟而能精微洞达。她对作品的体验、思辨和分析始终围绕着一个终极目的,即寻求艺术的真谛、人生的真味、精神的家园。     

《西游记》数理机制论要--从神秘数字出发的文学批评

《西游记》文本有典型的数理机制,框架取譬于"一元"之数,主体拟《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序,表现为"一"以贯之,"二"以变之和"三"以成立、"七"以成之等等。进而深入看来,以《易经》"天地之数"为代表的我国古代神秘数字在《西游记》中几乎都有所运用,从而《西游记》的形象体系几乎是一种"数字化存在";数理的原则决定了《西游记》文本的秩序与比例等,配合并凸显了全书因道成佛,证"无"成"空"的基本倾向。     

《红楼梦》的方言构成及其演变——兼谈《红楼梦》方言研究与校勘中两种值得思考的倾向

《红楼梦》的主体语言和语言韵味、语法结构是以北京话为中心,并吸收了广大北方地区的方言,包括个别的蒙古语词汇与满族词汇。与此同时,作者根据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的需要,还采用了相当数量的江南语言。作者在"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已经对《红楼梦》中的方言进行了渐进式地修改。特别是在"去"南话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近几年来《红楼梦》方言"研究"中表现出一种与社会上刮起的抢名人拉古人的风气搅和在一起的倾向——即把曹雪芹和《红楼梦》同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或是炫耀历史文化悠久联系在一起。在《红楼梦》走进大众、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在"泛娱乐化"思潮的影响下,在"红楼夺目红"的躁动中,《红楼梦》的校订注释也出现了两种不良倾向:由于某些校订者对抄本《红楼梦》中方言构成、演变不甚熟悉,盲目改动原底本中的方言土语;《红楼梦》抄本中所用的一些词汇早已为戏曲小说所用,已成"熟语",但有些校订者凭着感觉走,只要自己感觉"不顺"或是见其他抄本中有另一种写法,即断定底本为错误。     

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

运用社会分析和比较方法,对晚清到"五四"时期文学观的衍变进行了勾勒,试图梳理这两个历史阶段文学观之间的渊源关系,凸显它们的不同特点、优长与局限,并为建构一种较为完善的文学观提供借鉴.晚清梁启超的启蒙功利文学观和王国维的超功利人本文学观分别开启了"五四"时期"为人生"和"为艺术"两种文学观,但这种影响却是曲折的、复杂的."五四"时期这两种文学观缺乏晚清两大文学观的纯粹性,它们各自都具有多种文学观交相为用、看似分裂实则互补的特点,因而共同地呈现出驳杂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