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它已不适合现代西方社会的实际了,但它仍然具有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因而有必要进行重建,而他的"交往合理化"理论正代表了这种重建.他的"交往合理化"理论主要是讨论"劳动"和"交往行为"的,并且他把"劳动"与"交往行为"的矛盾,视为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劳动合理化了,而交往行为却有了严重问题,因此,必须来一个颠倒,即使劳动不合理化,交往行为合理化,只要做到这一点,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显然,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其根本的问题出在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上.     

马寅初的“利用外资”思想

马寅初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但他的“利用外资”思想则不见经传。现在重温他的这一思想,以及探讨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借鉴作用,似仍具有一定的意义。马寅初早在北大任教期间就阐述了“利用外资”的观点,他说:“中国要想发达经济,自然也非利用外资不可。”马寅初曾在《北京大学月刊》上撰文说:“今日吾国所亟宜讲求者,乃利用外资之问题广……夫外资非不可用也,用之得道,国家兴焉,人民之幸福增焉”。不过,这一时期,他的“利用外资”思想尚处在酝酿和初创阶段。     

实业家"思想涵养"论

从社会分工层面上论,思想是学者和政治家的事情,而实业家只消做好自己的或工或商的企业就可以了.而现实生活中确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有的实业家,人们同他交往,常常感觉乏味乃至痛苦.因为这些人说起商业运营、物质生活,滔滔不绝,眉飞色舞;而若与之交谈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等,就非常困难,或者干脆来一句,"那些东西我不懂,也不想懂,我只知道赚钱!"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当代价值

哈贝马斯把自己视为一个带有强烈政治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觉充当社会良知和道德尺度的化身.他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弊病进行了较为切合实际的批判,并以此为据,构建了以交往行为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理想.     

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初探

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又自成体系，认真研究其主要内容，发掘其现代价值，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仍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一、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毛泽东对利用外资的论述散布在他的讲话、著作及与人交谈之中，集中性论述较少，但论述时间跨度较大，从１９３６年起就陆续阐述了他的利用外资思想。１９３６年７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毛泽东，当斯诺问及中国是否承认外国在华的财产和欢迎外国人来华投资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只有中国…     

浅析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理论贡献

哈贝马斯早期的公共领域思想作为他晚期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前奏,既为他晚期交往行为理论确立了问题语境及核心范畴,也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生活世界提供了论说平台。同时,哈贝马斯早期的公共领域思想政治意蕴也为民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孔祥熙外债思想述评

孔祥熙的外债思想包括两部分内容 :维持外债信用论和举借外债论。在孔祥熙看来 ,维持外债信用是利用外资的前提 ,举借外债则是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和坚持抗战的必要手段。从利用外资角度看 ,孔祥熙的外债思想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 ,孔祥熙的外债思想也有不足之处 :维持外债信用论脱离了中国实际的偿债能力 ,加重了中国财政的负担 ;举借外债论虽然具有进步的民族主义特征 ,但也含有损害中国主权的错误内容 ,还反映了他和宋子文的个人矛盾     

从交往理性到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重建

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但不满其乌托邦色彩.他认为交往理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他广泛吸取了精神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学等思想资源来构筑自己的交往理性总体,试图将总体建构成一个经验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理论最终依然无法企及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它只是一个调整理论.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论顾城的"童话世界"

顾城被人们称为"童话诗人",他的童话世界已成为一种思想,一种诗歌和生活的理念,他带着这种思想理念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也演绎了他另类的人生.本文通过顾城人生中一些重要的因素来分析诗人"童话世界"的产生、发展和结局.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