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知识分子·文学——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研究

葛兰西认为,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和主要内容是文化霸权争夺.文化霸权争夺的主战场是市民社会,因此,社会革命的关键是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打一场以意识形态争夺为主要内容的"阵地战".知识分子是文化霸权的历史主体,文学对人民群众有巨大影响,所以在文化霸权争夺时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和文学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问题的再思考

本文试图从历史、逻辑和价值的统一中分析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的关系。首先,概述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始终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主线;其次,通过分析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文化自觉的内涵和意义,揭示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的内在逻辑联系;再次,从知识分子是先进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基本承载者和有力传播者入手,评述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文化中坚力量的社会文化价值。     

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

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 ,是有志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志业的文学工作者的紧迫使命 ,但学科专业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 (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学、文化学、美学等 )之间产生严重隔阂 ,而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则导致专家 (比如专业文学研究者 )与公众的分离、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分离。本文力图要表明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 ,有助于打破文学研究和批评、尤其是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生产 ,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 ,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文化研究的视野 ,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 ,是一个解放工程。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 ,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构一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对抗性公共领域     

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探索

从晚清至五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如何以文化为原动力提升国家实力,深刻阐释文化革新在振兴国家和民族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西方文化资源,实际上构成了那个时期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涵.注重文学的教化力量,依靠文化、文艺、文学的特有启蒙"力",生动、真切地揭示社会真相,改造国民性,是发挥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主要方式.     

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雷蒙德·威廉斯“情感结构”范畴研究

＂情感结构＂是一种文学、社会以及历史理论的形式化表述,表明在文化与社会关系中主体视角的存在,情感结构表明文化内部存在一种创新的机制与原则。雷蒙德.威廉斯把情感结构作为分析文化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文学与社会的工具,试图阐明文学和文化具有的物质性、社会性。     

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的战后启蒙与文化批评

本文认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其文学创作的最初十年里 ,完成了从战后启蒙到文化批评的角色转变 ,找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他进行启蒙的目的 ,是要建立起自我反思式的文化批评 ,以达到文化人格的再造 ,即试图通过文化批评来解决文化危机。当下 ,整个人类精神 ,尤其是中国国民精神正处于最不安于现状的发展状态 ,我们真正需要的文学 ,正是大江健三郎所开创的这种既与时代密切相系相关 ,又与时代保有一定距离 ;既不放弃对个我主体性的执著 ,又时时意识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学     

文艺大众化的中国经验与现代文艺观念的再反思

文艺大众化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独特现象,其理论与实践成为一种中国经验。文艺大众化熔铸了不同于西方个人启蒙文化的中国精神,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蕴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自主性,反思了自律艺术体制,重建了文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文艺大众化是实现文艺人民性的过程与手段,质疑了文艺的精英化与将创作者视为特殊人群的观念。不同于静观美学,文艺大众化突出深入生活与身体实践的重要性,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互动中,使对大众的“代言”走向知识分子的“自言”,为解决知识分子“代言”大众的难题提供了理论方案。在文艺的民族形式利用上,文艺大众化表现为从书面文化向活态文化的转变,在美学效果与文艺评价机制上摆脱了“作品中心主义”。通过重建写作、社会与大众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系统性反思了现代文艺观念。     

理查德·罗蒂的文学文化

罗蒂利用斯诺的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之间的张力强调文学的独特价值,力图建立文学文化。他从反对把哲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学科开始,利用先前哲学家的思想资源逐步消解哲学的权威性,使哲学最终成为一种文学类型。哲学和文学的关系由此成为文学文化内在韵律的主要表现。罗蒂既承认二者之间的对立,又试图通过新的文学知识分子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实现其实用主义的文化目标。他试图在后现代的思维框架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尽管在论述中观点摇摆不定,并且乌托邦色彩浓厚,但这仍然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语境中的"体制"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体制是指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社会习俗、意识模式和行为方式等,其生命力远远强于文字的规定。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自律的领域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文学在其自身内部也有了一种已经规范化了的体制;而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文学变为由社会多种力量参与建构的产物,文学体制作为维持文学生产的秩序性力量,它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权利、想象与规则等因素之间建立起相互的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生产性的机构和中介,体制通过系统化的习俗惯例和传统来建立和传播知识和信仰;作为维持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力量和系统,体制已经深入到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社会的运行、意识形态的建构、文化现象的形成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现代小说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

男性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描写对象,其形象的晦暗色彩与悲凉基调,由明清小说至现代小说,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而逐渐增强。现代小说中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主要在体现思想上的怀疑与空想、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身体上的疲惫与衰弱、身份上的没落与尴尬等四个方面,其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知识分子的生存艰难和精神困境以及作家对知识分子责任和使命的探索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其所批评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的精神退化或道德堕落,直接影响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与建国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弱化因此而具有了文学性与政治性相互交织的色彩。     

试论《围城》中的弱质知识分子形象

本文以《围城》中各色弱质知识分子人为对象 ,从爱情婚姻、社会人生以及文化精神等几个方面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对现代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冲突。同时兼谈钱钟书作为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对中西文化碰撞所进行的思考 ,以及随之产生的人生忧患感和文化心理感。     

民族文化视野中的蒙古族文学--兼评《蒙古族文学史》

蒙古族文学的生成、发展及其特色 ,是与本民族的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存方式、生活状态、生命情调等密切相关的 ,而且文学和艺术又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生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从对远古口传文学的探寻到对近现代文人书面创作的考察 ,都始终注意到了蒙古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特征。其当代意义 ,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 ,为多元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而做出贡献     

"革命",非"革命家"--论林语堂的知识分子立场

林语堂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解.林语堂从"语丝"时期激进的社会批判转化为"论语"时期社会批评和文化建设并重,其态度的变化标志着评判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重建,他在原有的道德-政治尺度之外,又增加了文化的尺度,社会角色也由单一变为双重.在这双重角色中,林语堂更看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创造功能.     

文化资本的占有与缺失--兼论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迁

文字时代的知识分子占据了绝对多数的文化资本,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获取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随着后文字时代的来临,图像逐渐代替了文字成为媒介的中心,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被剥夺,其社会地位亦被"文化新贵"所代替,知识分子从普遍走向了专业。     

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建构

＂启蒙＂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包含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设计、知识分子对启蒙客体的认知及其转变、身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启蒙的公共领域建构等内容。＂五四＂时期以来,＂启蒙＂由知识分子双重向度的文学想象,逐步向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话语实践转化。网络对当代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实践而言意义重大。     

文学的困境及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本质

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地位日益的边缘化以及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显、并最终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后工业时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文学与当下生活越来越疏离,这促使了人文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为人文技术型和人文批判型,文学批判功能的分离、剥落使得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一时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纷纷投向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这块学术“庄园”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场所,这使得文化研究自然地具备了批判性本质。     

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

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观念,它的演进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以音声为表征的政治雅俗观是与政教合一、学在王官的礼乐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凸显的是宗法伦理和等级秩序,其文学形态是诗、书、礼、乐等反映礼乐教化的贵族文学。以学术为表征的文化雅俗观是与政教分离、学在四夷的道德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张扬的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其文学形态是反映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论、说、记、传、辞、赋等精英文学。以文本为表征的艺术雅俗观是与成长为独立门类的艺术文化相伴生的,它所强调的是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其文学形态是注重形式和风格、强调审美和娱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美感文学。从局部而言,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存在着某些文体由俗而雅最后走向衰落的现象;从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呈现由俗到雅再到衰落的趋向,而是不断地由雅趋俗,即从贵族走向精英,从精英走向大众,文学主流文体越来越通俗化,文学消费主体越来越大众化,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准此,我们对中国文学史应该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描述,对当下中国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和新的策略。     

论姜贵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与坚守

姜贵的小说并非纯粹的"反共文学"。他的创作,一方面通过古代妇女和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显示出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旨,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对西方文化潮流秉承了审慎的态度。对传统伦理道德层面的扬弃与坚守,是姜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做出的可贵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