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意愿、竞争性储蓄与家庭储蓄率

中国家庭储蓄率以2010年为分界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传统竞争性储蓄假说已不能解释这一现象。从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来看,竞争性储蓄仍是造成中国家庭储蓄率偏高的重要原因,但性别比失衡并不是引发竞争性储蓄的唯一因素,婚姻意愿则是影响竞争性储蓄动机从而影响家庭部门储蓄率的深层次原因,全社会婚姻意愿的下降为2010年以后性别比上升与家庭部门储蓄率下降并存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     

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华人

勤俭节约不惧危机华人储蓄率高于他族金融危机促使美国人开始重视储蓄,一些经济学家预计美国人平均储蓄率将从目前的不足1%上升为5%到10%,而一贯善于存储的华人的储蓄率更将上升到22%。不过,华人小区银行业者则表示,因为目前政府对银行利率和经营方面的人为操作,使小区银行不一定能够在华人存储率的上升中分到一杯羹。勤俭节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令很多经济建立在借贷模式上的西方国家艳羡。一些西方经济学家     

我国储蓄率偏高的原因

从纵向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储蓄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34％最高升至2008年的53％,目前仍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从横向看,2011年关国储蓄率是15．8％,日本是21．7％,欧盟27国是20．3％,印度是32％,巴西是17．2％,新加坡是51．5％,中国是50．3％。除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当前我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我国之所以保持如此高的储蓄率,主要有4个方面的原因：（1）我国国内居民收入差距大,住户部门消费倾向总体偏低;（2）社保体系不健全,住户部门因此需为子女教育、住房和未来的养老、医疗进行大量储蓄;（3）经常项目的长期顺差推高了储蓄率;（4）政府和国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高,且两级政府大量参与投资活动。最后指出从民族文化传统角度解释我国储蓄率偏高说服力不足,并分析了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     

从近年我国个人储蓄率变动看启动消费

近年来我国个人储蓄率呈反常的稳定上升趋势,其原因在于预期支出的增加,收入差距过大,居民经济收支不确定性增加和实际利率过高.目前,我国储蓄行为不完全决定于消费,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降低个人储蓄率是启动消费的必要条件.为此可采取加强政策的稳定性、调整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     

重化工产业结构、收入不确定性与居民储蓄——来自山西省的经验证据

借鉴预防性储蓄理论,通过对山西居民高储蓄现象的实证分析,发现重化工产业结构存在高储蓄效应。其传导机制是:在重化工产业结构下,工业的波动性大,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大,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较大,从而表现出高储蓄率现象。本文的启示是:我国产业结构的持续重型化导致的较强的经济增长波动性,可能是居民储蓄率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警示意义是:保持产业结构的适度均衡对于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是必要的。     

家庭储蓄与国家储蓄

整个富裕世界,人们越来越不节俭。这是不是重要信号? 节俭是美德,但在许多富裕国家,节俭已经不流行了。近年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家庭储蓄率急剧下降。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家庭储蓄率最低。美国人如今的平均储蓄连税后收入的 1％还不到,而1990年代初是7％。     

日本经济的发展格局和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池田内阁曾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迎来了高速经济增长期,一直到70年代初期每年经济增长率超过10%。60年代日本的GNP规模占世界经济规模的3%,美国占36%,日美比为1∶12;而1988年变为1∶1.54;因日元增值和高贮蓄率,1988年6月日本金融机关对外资产的比重为36%,而美国为14%。目前日本人均寿命在世界上变为最长,幼儿死亡率变为最低。日本主要的国家级经济研究所曾预测1987、1988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7%和3.8%,但实际上分别达到5.2%和5.1%。企业提高了效益,增加了     

货币政策效应的微观基础研究--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揭示影响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基本要素及其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我国现阶段决定居民消费储蓄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居民收入,但必要生活水平对消费行为有重要影响;对利率敏感度较差的工薪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甚高,而对利率敏感度较高的金融资产收入比重甚低;决定居民消费储蓄的收入主要为持久性收入而非暂时性收入;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和风险意识的增强,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储蓄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货币政策效应下降。     

中国企业储蓄率变动原因探析

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变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发现,国民储蓄率自2008年增势减缓,主要因为企业部门储蓄率出现下降,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财产支出以及融资渠道的变化是企业储蓄变动的主要原因。进一步通过E-G协整法探究企业储蓄率对国民经济、投资率的影响,发现企业部门对经济发展和投资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根据企业部门的国民地位和储蓄率变动趋势给出密切关注企业储蓄率、合理降低居民储蓄率的相关建议。     

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分析

储蓄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储蓄率的变化及决定储蓄的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影响储蓄的众多因素中,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上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及老龄化发展的步伐.老龄化的发展必将改变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影响储蓄-消费模式和储蓄率.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限特征.     

改革以来我国国民收入使用情况分析

本文认为,整个80年代,中国处于从低收入步入中等收入的阶段,也就是应当尽量提高储蓄率、压低消费率的阶段。根据国际经验,中等收入阶段通常都要有比低收入阶段更高的储蓄率和更低的消费率。文章指出,在8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我国尚有相当可观的储蓄潜力未被挖掘出来;改革以来,我国资本形成领域中最直接的投资浪费估计达5000亿元。文章还对调整国民生产总值使用结构的主要方向和步骤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代际支持视角下养老模式更替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将代际支持、储蓄率分别作为“家庭养老”和“储蓄养老”模式的载体,研究养老模式的更替问题。结果表明: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均会降低老年人的储蓄率,且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储蓄率的影响效果大于非经济支持。此外,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中,经济支持占据决定性地位,即以经济支持为主和非经济支持为辅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代老年人传统的“储蓄养老”模式。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且不断创新养老模式,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养老保险能否有效降低家庭储蓄——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引入养老保险制度后居民储蓄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是公共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通过使用2001-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表明,现阶段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最主要的因素是家庭储蓄行为的惯性力量,而与之相比,养老保险及人口结构因素在影响家庭储蓄率方面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面对我国当前资本积累过度的现实情况,主张通过建立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来减少储蓄规模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农民收入来源及储蓄意向——农民意愿调查报告之三

农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农民消费是整个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来源、支出预期、储蓄等。当前,农民收入来源、支出预期和储蓄意向怎么样呢?　　一、种植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加收入需要转变观念,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意愿调查结果显示,有879%的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植水稻、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其中有589%的农民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种植水稻。详见下表:从不同收入者分组情况来看,收入低的农户由于经济条件和生产经营观农民主要收入来源项目表收入项目占总户数…     

教育水平与中国家庭储蓄率

教育水平的提高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家庭储蓄率?学界对于这一课题至今未有定论。利用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和系统GMM模型,可对劳动力教育水平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均教育年数增加1年,家庭储蓄率提高3.15个百分点,滞后1期的人均教育年数增加1年,导致家庭储蓄率降低2.41个百分点,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分组构成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我国劳动力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所能带来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持续提高,会降低我国家庭储蓄率。另外,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组构成对储蓄率的不同影响来看,现阶段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应该充分重视高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政府的层面来看,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降低我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     

论苏南乡镇工业的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的80年代。苏南经济发展最引人瞩目的特征之一是乡镇工业的高速增长。1978年至1988年,苏、锡、常三市乡、村两级工业企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从18.3%上升为48.6%;乡村工业产值占乡村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4%上升为90.7%,占三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29上升为55.9%。①1990年,苏州、无锡两市乡村工业产值已分别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2%和66.3%。②显然,昔日的“草根工业”已无可争辩地成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     

收入分配差距与我国劳资所得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资本所得占GDP比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本文基于1992~2006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15年来GDP中劳资所得比例的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劳资所得比例失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进而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检验——基于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的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资本流动和市场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为此，本文采用了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基本非线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且2010年以来资本流动性呈现增强态势。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左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起到暂时的抑制作用；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右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的抑制作用减弱。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均值位于门槛值右侧，长三角区域应采取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机会等措施，提高资本流动性；温州、滁州、安庆等市的储蓄率均值处于门槛值的左侧，这些城市要进一步适当提高储蓄水平，满足更多投资需求，增强资本流动性。长三角城市群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关系。这些结论对促进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和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部地区农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分析——以山西省为例

在预防性储蓄理论指导下,借鉴缓冲储备模型,结合地区特点,构建了计量模型。然后利用1980年～2010年数据,对山西农民高储蓄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1.习惯因素,是该地区农民高储蓄的原因,前一期的储蓄每增加1%,本期的储蓄就增加0.217%;2.各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农民储蓄动机;3.农民的收入依旧是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