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艺术的"雅"与"俗"

小说的原本形态是通俗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就是通俗小说的历史,并没有雅俗之分。到了近代才出现了高雅小说的支脉,并逐渐居于正宗地位。高雅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区别主要在于小说的功能上,高雅小说凸显认识功能,而通俗小说则强调娱乐功能。二者虽有差别,但又相依而存,相互补充,彼此提携,最终达到俗中有雅,雅中见俗的艺术境界。     

明遗民与"博学鸿儒科"

鸿博之征促成了遗民社会的严重分化.除部分志节坚贞者拒绝应试以外,亦有部分遗民一改从前之强项不屈,或出而应征,或先拒而后附.这种分化说明,明遗民已然发生深刻的观念蜕变.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刍论

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他为"宝泉"添新彩--记沈阳大清宝泉富锌水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新玉

2001年,陈新玉着实地"酷"了一把.先是,刚刚投放市场的大清宝泉罐装富锌水供不应求,不得不新增生产线;接着,也又成功地推出了大清宝泉富锌白酒、大清宝泉杏仁乳,为大清宝泉家族再添两秀.新产品尚未正式投产,订单已在手一大把.有人说他运气好,有人说他点子正,其实,用"天道酬勤"来评估这位既具有传统美德、又敢于引领潮流的企业家,倒是更为恰当.     

论塞林格小说的死亡情结

J·D·塞林格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浓重的绝望气息,显现出强烈的死亡情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经历,使塞林格目睹了世界上最惨烈、最频繁的死亡场面,因而在塞林格战后的小说中我们感到越来越浓重的绝望与死亡的气息.如果说是由于战争的残酷而使塞林格的小说具有了死亡情结,那么,他独特的宗教取向则是他对死亡恐惧的一种变形的摆脱和超越.也许是东方宗教中的清净顿悟、生死轮回等观念可以使二战后备受精神折磨特别是死亡困扰的塞林格得到精神上的宁静与解脱,他接受了包括道教、禅宗、瑜伽以及吠陀等因素在内的东方宗教,并在他后期的小说中极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新故事新编":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另类写作——兼谈"故事新编"文体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生成

"新故事新编"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作为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另类写作",它与"新历史小说"有某种相似或一致之处;但就文本内在的意蕴看,则与晚清特别是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是"故事新编"在当下的发展和嬗变.其具体表现为在精神血脉上割断与传统文化谱系的联系,采用游戏历史和反讽调侃的叙事策略;在时空关系处理上,明显具有古今杂陈、随机拼贴的特点.因此,它是典型的后现代写作,可以归属于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种次类型.     

社会学与人体

每一个社会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它对人体问题的看法.各个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社会活动与意识形态也都会对人体问题产生一定的看法,它们不是避而不谈,便是特别强调人体问题的某些方面.而总的说来,社会学还从来不曾把人体问题当作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因而简要地探讨各式各样的社会学与人体理论形成的社会条件,可能是非常有用的.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是:     

从"小说"到"非小说"--韩少功长篇小说文体创新探析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小说出现了回归趋向:回归传统、取悦大众成为不少作家的共同选择。韩少功则始终坚持精英写作立场,且在文体探索上走向"非小说"一途,这既是对现代小说规范的突破,同时又是对中国"杂文学"传统的回归。     

抚顺有关大清龙脉的传说

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讲述了一个寻找大清宝藏的故事,最后获得藏宝图的主人公韦小宝发现,宝藏在关外的大清龙脉所在地——鹿鼎山。金庸的小说常常有史实为依据,那么大清的龙脉在不在关外?关外到底有没有鹿鼎山和宝藏呢?     

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叙事话语的比较

"展示"与"叙述"是文学创作的两种重要的话语形式.判断一部作品的叙事话语是"展示"还是"叙述",一方面要看作者创作时是否尽量将自己"隐藏"起来.另一方面还要看作者对叙事对象是否进行细节性与场景性的表现.因为,"展示""属于通过状态、事件的细节性、场景性的表现,并以最有限的叙述者介入为特征的类型",而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的小说文本恰恰具备了"展示"这种话语类型的文本特征.所以,我们说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都是以"展示"为主要话语形式的文本创作,二者在叙述话语上具有可比性:对叙事对象都进行"隐匿式"的文本叙述和细节性与场景性的表现.     

论唐代组诗的"重复"与"勾连"

文学体裁对语体风格的形成关系甚大.组诗的系统性、包容性文体特征决定了其语言形式的独特性,使其能融抒情、叙述与对话语体为一体,形成了多元语体格局,满足不同语境下诗歌创作的要求,反映诗人的独特心理体验.语句的"重复"和意象的"勾连"是组诗语体风格的重要特征,它对增强节律、充分抒情,有序铺陈、推衍叙事,逻辑性地表达情感诉求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其产生特殊魅力的根本原因.     

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

唐代科举实施“两都试” ,除了“京师米贵”以外 ,武则天的政治统治需要和“安史之乱”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两都试”期间录取的进士、状元和长安一地录取的进士、状元并无区别 ,有学者称“两都试”录取的状元为“分场榜首” ,虽有新意 ,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唐代“五谏”考略

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唐代五谏的考察,得出唐时的五谏为中国古代谏诤制度中五谏的集大成者。考略五谏在唐代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以及谏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为今天的民主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周初"善"、"恶"观念考

善恶是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中国传统的关于“善”、“恶”的观念在殷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当中还缺乏一个现实的理性基础,其形成应始于殷末周初。在西周初年,虽然善、恶作为一对范畴,甚至是作为描述价值取向的单个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善”和“恶”的观念已经开始应用于政治生活、祭祀活动、农业生产和人格评价等方面了,构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评判的内在标准。     

北宋"正统""夷夏" "中国"诸观念问题新探 ——以士大夫言论为中心

"正统""夷夏"和"中国"诸观念,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北宋时期这些相关观念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严重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总体上仍遵循前代传统,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格外强调民族区隔,实际上产生了新的类似于近世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通过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北宋时期由于当时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虽有一些相应的与时代相关的特殊内容,但是,其在总体思想倾向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是一直延续着古代中国的基本思想文化传统,故其不能被论断为"近世中国民族意识的远源".     

秦汉简中的“公卒”和“庶人”

秦汉简中所见到的"公卒"和"庶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与"士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处于编户齐民的最底层,但是"庶人"与"公卒"和"士伍"相比,在某些权利方面还不如他们。"公卒"与"士伍"相比较,在出身方面要优于"士伍",但所享受的权利与"士伍"大致无二。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论汉代的大一统观与汉赋包揽宇宙的快意

大一统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汉赋作家的审美追求。汉赋在审美取向上追求大、奇、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家使用了虚构、想象、夸张、铺陈等手法。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大、奇、丽,则不能不承认它给读者带来的感官愉悦。这些美学追求与帝王的一尊和大一统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这种“天人合一”观,直接影响了我国传统不同的写作理想追求,从理论上为传统写作的艺术相通铺平了道路。他们极力捕捉和表现现实中的重大物质对象,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向人们展示更为宏大的、没有限制的想象世界,而这种审美取向追求以及方法的运用,都与大一统观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