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哲理诗:巅峰前的创新

宋人哲理诗的巧妙和方法是大大有别于西方哲理诗的“中国式哲理诗”的新样式,它以“哲理之理”和“事理之理”入诗,使得诗歌突破了“以情动人”的唯一表达模式,实现了“以理服人”的含蓄化,这是宋代诗人才气的表现,也是他们在唐代诗歌艺术巅峰面前的创新。     

浅评王夫之诗歌情感特征论

“诗以道情 ,道性之情”是王夫之诗学的重要命题 ,他从表现内容与客观功用 (特是“或可以兴 ,或不可以兴”)明确作为文学的诗与非文学的经史著述、实用文章的区别。从诗歌创作诗人以情感为心理动因、以情感为主体表现内容 ,作品产生“兴观群怨”作用以诗歌所蕴含的情感为基础 ,阐明诗歌抒情本质特征。以“心宇”强调诗歌创作情感的纯化 ,诗人品格的提升 ,以“心旌”强调哲理入诗必须情感化     

《老子》文学特质述论

《老子》以其文学上的特异性和独创性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老子对意象化和形象化创作手法的创造运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创始的意义和地位。老子出神入化地运用朦胧手法创造朦胧美的艺术形象和境界,以洗炼的方式阐述哲理。《老子》的文学特质主要体现于其诗一般的艺术表现形式。《老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充分显示了以哲理为灵魂的“诗”的风采,其句法结构融合了南北诗歌风格、形式的传统和特点。可以说：一部《老子》,是哲理内容与诗歌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宋代哲理诗小议

哲理诗是哲理性的诗,是以哲人之睛,作家之心,从司空见惯的一些事物和现象中,摄取闪光的宝石。它用哲理的火花,机智的语言,启迪读者联想、思考。诗最根本的特点是抒情性,“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真情是诗的生命,诗的核心。而哲理诗除了一般诗歌的特征外,有其独特之处。哲理诗要把抽象的哲理     

论杨朔散文的诗美

杨朔的散文不仅表现为“诗的哲理”的内容,而且通过诗的艺术美来表现作品内容的诗意,使之成为“哲理的诗”.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诗与散文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早已在创作实践     

哲理·情感·意象·议论——苏轼哲理诗之我见

长期以来,诗和哲理一至被规为似乎不能相容的对立物,认为哲理会导致诗的抽象和枯燥。在西方,如狄德罗说:哲学思辩导致说教和枯燥的风格.中国传统的观点也多持此论,如严羽认为诗是“吟咏情性”而’不涉理路”的,明朝人则更进一步,认为阐发哲理是散文的专利,与诗无涉:“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更有甚者,则有由此而全盘否定宋诗的,认为”宋失之理趣”近年来,学术界对苏轼的哲理诗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对于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宋诗和苏诗在中国诗史的地位,都是不无意义的。     

徐渭与袁宏道“竹枝词”创作比较

作为文学观念前后相续的晚明诗人,徐渭和袁宏道不约而同成为明代创作“竹枝词”最多的诗人之一。无论所反映的内容是乡土风情诗、市井风俗诗、游历诗、还是时政抒怀诗,他们都力图突破旧有的文学观念,体现出对民间“真诗”的自觉借鉴与创益。但由于各自性情遭际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他们的“竹枝词”创作又呈现出一个静谧清新、一个佻达猛厉,一个含蓄沉郁、一个诙谐幽默,一个激愤而富于哲理思考和批判意识、一个鲜活敏锐而在愤懑中终归消极等种种风格情态的差异。通过比较,我们确实从中感受到这两代诗人在相对文人化与世俗化、社会化与个人化的道路上的转变。     

哲理诗的审美价值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的长河里,历代都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哲理诗,如同闪光的浪花一样,为波澜壮阔的河流增加了光彩,即使被称为“惟在兴趣”的盛唐也不乏这类杰作名篇。哲理诗世代相传,不断涌现,人们喜爱。这种现象无声地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哲理诗的审美价值究竟在哪里?     

凉山彝族民间诗歌的类型及特征

凉山彝族民间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大众中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从类型来说,大致有“克智”、“史诗”、“哲理诗”、“抒情诗”四种。每一种诗歌都个性鲜明,富有特色,尤其长于叙事和抒情。这些民间诗歌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为研究凉山社会、历史文化和凉山彝族思想意识等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犹太智慧文学的审美机制

犹太智慧文学以诗性的审美而非抽象的说理呈现出来,在宗教话语中蕴含了美学思辨,又通过训诲诗、抒情诗、哲理诗等展示出与众不同的诗化色彩,同时运用哲理和诗意的纹花建构起具有独特内涵的审美意蕴。犹太智慧文学为《圣经》的宗教美学范畴注入了新的元素,在实际生活和文化传承中获得了良好的效应。     

晚近诗歌对“朦胧诗”文本形态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对“朦胧诗”有潜在影响。尽管抒情主题相异,晚近诗歌与“朦胧诗”同具政治抒情性。“朦胧诗”保留了晚近诗歌的意象所指范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意象的能指与所指功能。“朦胧诗”中的箴言诗、哲理诗用理性对抗晚近诗歌中的非理性情绪,其实却是语录体的变相沿用。与晚近诗歌相似,“朦胧诗”的诸多作品表达了公共意识,而非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文本基础上,历史地考察转型期文学,不回避“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可还原文学史的完整性、客观性。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以诗为词”研究述评与展望

“以诗为词”为宋代文学、文体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考究,近四十年以来学界“以诗为词”研究,主要采用了作家个案、文学关联、文体关系三种方法。“以诗为词”的个案研究旨在从某一词作中寻找不同于传统词的个性和同于诗的共性,围绕着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功能展开,探讨作家“以诗为词”的特征。“以诗为词”的文学关联研究,将“以诗为词”置入关联性语境或环境中,挖掘“以诗为词”的文学深度、文化内涵、哲学意蕴。“以诗为词”的文体关系研究,基于文体整体发展及互动关系视角,在诗、词两种文体的同异比较和生成变化中,探究诗、词文体的文体特性及动力机制。综合作家个案研究之精细、文学关联研究之兼顾内外因、文体关系研究之擅整体动态把握,向文体关系史进军,是“以诗为词”研究的新趋向。     

试论古代哲理诗的本质和特点

本文拟集中笔力,对古代哲理诗的本质和创作特点,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探讨,但愿能稍稍有助于增进对古代哲理诗的理解和欣赏,有助于发展现代哲理诗的创作和批评. 一关于我国古代哲理诗的本质,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形象是古代哲理诗的躯体,感情是古代哲理诗的羽翼,哲理是古代哲理诗的灵魂。1、形象是躯体     

试论宗白华的小诗

宗白华的小诗虽然是新诗开创的产物 ,但它所彰显的“新诗人人格”对于新诗发展的客观意义十分真淳而颇具新意。它以“在自然中活动、在社会中活动、哲理研究”的表现形式与执迷追求诗的“灵境”、表写人性的真相、诗与哲理研究趋近的艺术手段 ,使他的小诗创作获得了并不逊于冰心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小诗的艺术创作中 ,宗白华所提供的创作实践及其经验 ,更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趣话酒色财气诗

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不少酒色财气诗。这些诗幽默诙谐,富含哲理,读来妙趣横生,兴味无穷。宋朝时,大学士苏东坡经常和好友佛印禅师谈论诗文。有一次,说起酒、色、财、气这个话题时,两人的意     

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爱默生文学《圣经》中“自我、诗人和哲理”暗合了《圣经》中耶稣“神、神迹和神谕”三大主题。《圣经》千百年积淀的主题塑造了爱默生的文学和思想,既从无意识的层面给他烙下了《圣经》的印记,又从文化意识层面赋予他文学创作中无穷的灵感。对于常常被诟为缺乏系统性的爱默生思想,可以从《圣经》主题角度概括：“自我、诗人和哲理”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是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     

声诗还是歌诗:宋代音乐文学概念辨析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自汉代以后便出现了广义的“诗”与“乐”分离状态,事实上音乐与文学以迥异于先秦的存在样态仍潜在地向前推进着.宋代恰是音乐与诗歌再度融合的完成期,但学界对宋代音乐文学的相关概念还有待进一步认识与厘定.任半塘先生推崇的唐代“声诗”概念并不适用于指称宋代音乐文学作品,通过对“声诗”与“歌诗”概念的对比分析,文章认为宋人的共性认识是“声诗”与“歌诗”通用,但绝少使用前者.同时运用“歌诗”概念来指称宋代之音乐文学,较之“声诗”概念更能体现诗与乐结合之特点,也更符合宋代唱诗实践.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