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障碍与路径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肩挑"在推行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一是党员队伍的现状不能很好地适应"一肩挑"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二是党内精英人才缺乏参与"一肩挑"竞争选举的积极性;三是权力集中导致腐败风险增加的政治逻辑影响村民对"一肩挑"制度的接受度和支持度;四是现行选举规则与"一肩挑"模式所设定的选举目标不协调。全面推进"一肩挑",需要提升村庄党员的选举竞争力,夯实"一肩挑"制度的民意基础,增强党组织的选举影响力与控制力,加强政府对村委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在农村的全面领导、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然而,由于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党建基础各有不同,各地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实践工作面临诸多具体问题。其中,"一肩挑"候选人产生办法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张力及其与群众长期形成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农村党建工作的短板、监督制度的缺失等,是当前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面临的主要挑战。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并从问题出发进行制度设计,才能构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效能发挥的制约因素与有效路径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是新阶段加强党对农村全面领导的重要举措,有助于重塑基层党组织权威,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实践中,群众对一肩挑干部产生方式有疑虑,适合一肩挑要求的人才较为缺乏,一肩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受影响,对一肩挑干部的监督不力等现实因素制约着一肩挑制度效能的进一步发挥。应构建与一肩挑制度相适应的选举制度、权力运行机制、人才培养制度、监督制约机制、激励保障机制,使一肩挑制度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比较优势、潜在风险与调适机制——基于乡村治理的分析视角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是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革新尝试,通过政党向下嵌入、权力并轨运行、治理信息对称的方式,为乡村治理输送外源动力、提升运行绩效和实现利益共享,在总体上顺应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在政策设计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也在实践运行中面临着民主空间受到挤压、权力规约难度加大、公共服务供给错位等潜在风险。因此,深入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要以长效机制建设为根本抓手,从统合机制、规约机制、民主机制和吸纳机制上进行动态调适,促使这一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最优化乡村治理效能。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地方政权中的党团制度、“三三制”与党政关系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权建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实行“三三制”。在根据地政权的选举和运作过程中,“三三制”与党团制度相辅相成。党团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系统和群众团体中设立的机关。以各级党委为核心,以各级政府党团为基础,辅以政府党支部和党团成员的活动,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一套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党团运作制度。党团一身二任,既要确保集中,又要兼顾民主：一方面要服从党委决定,贯彻党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推动“三三制”政府建设,扩大政治参与。相较于同政府的关系,党团与党委的关系更为根本,这表现在党对根据地政权的全面领导上。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设计、推动、调整党团制度与“三三制”,以塑造正确的根据地党政关系。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党政关系模式初探

党政关系在一个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居于主要地位。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否理顺、是否和谐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党政职能分开化和实现党政关系的法治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党政关系问题的历史、核心及解决——兼论党政关系中的三种模式

党政关系问题是百年前中国由王朝体制转向党国体制的衍生问题,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也先后历经"党政合一""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合"三种模式的实践探索。党政关系问题本质是党执政方式问题,核心要处理好权力制约、党的领导以及治理能力这三者关系。"党政分合"模式已经被证明具有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潜力,但是也要确立"以分为主、以合为辅"和"制度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从而确保"党政分合"模式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我国党政关系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影响和对策

中国共产党参与政府决策 ,并且是政策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者 ,这就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模式。这种党政一体 ,以党为主的模式导致了法定结构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定结构互存的状况 ,对公共政策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建构法治化的党政关系 ,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系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党政结构：中国党政关系的新视角

本文从政治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对中国党政关系进行了概括性论述,而后分别从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角度对党政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社会浸合度＂的概念,主张以＂党政结构＂代替＂党政关系＂,以＂调整党政结构＂代替＂理顺党政关系＂,指出调整党政结构的目标是实现党政结构合理化。     

按照“三执政”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必须重点解决党的执政体制问题,党的执政体制是落实"三执政"的决定性因素。必须针对党的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坚持以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性弊端;要坚持党政职能分开,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建立相对独立、有效制约的执政体制;要从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解决党委与人大这一根本性的政治关系问题,有效发挥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     

《论语》中的“子”、“孔子”、“夫子”行文体例分析

《论语》中,指代孔子可用“子”、“孔子”、“夫子”。通过对《论语》的行文体例分析,我们发现特指孔予的“子”’没有用作宾语的用例,而“孔子”、“夫子”则有。由此,我们推知古代汉语语法结构中,指代相同的一组词,其所处位置与它们的表意内涵有某种内在关联。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艺术歌曲《这儿真好》的演唱与音乐分析

文章从作品的演唱处理与音乐分析两方面,论述艺术歌曲《这儿真好》的特点及在演唱中注意的问题。     

《长恨歌》主题辨析

《长恨歌》主题历来颇多争议，在教学过程中亦常有“主题之辩”等疑窦。不管是暴露说、讽喻规正说还是爱情说，总觉得有失偏颇；双重或多重主题，尽管中庸，但又太过笼统。不妨在双重或多重主题的前提下，偏重情爱，偏重伤感，采用“讽婉”或“讽劝”等概念，就可较为准确地揭示《长恨歌》动之以情、婉转以劝并以帝王切身之痛而达到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将会更加切合诗的原意，而且还可以弥补或者中和学术界在定性李隆基和杨玉环关系方面存在的分歧进而达成共识。     

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

国际体系力量的分配、对比以及大国关系的战略态势是一个国家判断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政策的首要依据,而判定一项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只有一个标准,即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是否限定在国家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是否维护了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的长期利益。从二战后的总体形势来看,中国奉行的"一边倒"政策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要。     

构建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基本步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已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由理论变为现实提供了可能。     

论毕飞宇小说中“异乡人”形象

“异乡人”是毕飞宇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人物形象,它体现作者的小说创作由先锋到写实的转变。     

认真对待松林书院文化遗产——兼谈“青州学”与“文化青州”建设

书院文化是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山东青州的松林书院是书院文化的活化石,是＂青州学＂的文化标本,借助松林书院可以进而建设＂文化青州＂品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视界融合"的思考

当前学术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中,存在简单僵化、任意比附的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理解的失误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应为暂缓"结合",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重新定位传统文化、深刻了解当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再谈所谓"结合、融合"的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字句构成要素语义分析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字句一直是留学生学习的难点。“把”字句的生成与“把”字句各构成要素的语义类型及各构成要素之间语义的相互制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把”字句的各构成要素的语义进行科学地分析,有助于把难点相对分散,使学习过程更加符合科学性,为教学、教材编写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