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与对话

２０世纪是一个标举对话的时代,巴赫金、伽达默尔、马丁·布伯、哈贝马斯等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对话学体系。他们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倡人与人之间公正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其中,巴赫金与伽达默尔又分析了文学活动中的对话,巴赫金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伽达默尔分析了文学解释中读者与文本的对话,都把握了文学对话中的一个侧面。本文认为,文学是一种对话活动,文学对话问题贯彻文学活动的始终,要建立科学的文学对话学体系,就应该从作者──文本──读者三者关系的角度来全面看待对话问题,它应包含文学创作中的对…     

伯利克与文学创作

伯利克与文学创作张荣翼一当我们在接触文学作品时，可以感受到一个现象，就是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诗人们在展示出一个栩栩如生、多姿多彩的形象世界的同时，也给人们展示了一种在此形象世界背后的东西，它是一种信念，一种理想，一种超越了形象世界的具体性，同时又不能...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但在塑造郭沫若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在郭沫若文学创作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甚至可以这样说,郭沫若一生文学创作上的优长与不足,都与儒家文化、儒家美学密切相关。儒学的中心命题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而不仁如礼何,     

漫谈文学创作与不确定性

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混沌理论的兴起,都是对生活中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发现和肯定,从而从复杂科学的角度掌握了历史演进、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更为深层的本质,拓展了哲学、文化学研究.然而,贴近现实生活和人们心灵的文学艺术家却早已是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大玩家.因果决定论无疑是文艺家创作的一个利器.然而统计概率论、小概率事件、或然意外更是文艺家构造艺术生活、艺术魅力的魔方.所以,对文学创作与不确定性关系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模糊思维与文学创作

一九六五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提出了弗晰集合(模糊集合)的概念,使人们在辩证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明晰性与模糊性的相互关系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是依据事物的模糊性来进行识别与判断的。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点。比如我们要在一群人中寻找一个素不相识的高个、短辫、大眼睛、有酒窝、肤色白净的姑娘,是不是一定要弄清个子高几米几厘,辫子长几寸几分,眼睛有多大,酒窝有多深,肤色有多白才能找到呢?是根本不需要的。人脑可以运用模糊识别的能力,经过“灵活     

文学典型与文学创作

文学典型问题,是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对文学典型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科学地认识文学典型的塑造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历代优秀文学典型的塑造对人类艺术宝库的贡献、文学典型理论的历史发展、文学典型塑造的一般规律、以及无产阶级文学典型塑造的特殊规     

居室环境与文学创作

居室环境是作家文学创作最直接、最具体、最原始的空间.居室的空间、色彩、情调,居室环境与外界条件的和谐程度,会直接影响作家创作的心境、思维和情绪,有时还会引发作家各种各样的联想和幻想,甚至会奠定艺术作品的基调.在这个最自我的空间里,作家还会养成各种各样的癖好和写作习惯,这种习惯直接影响写作的顺畅和速度.     

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

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作家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应该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在有的作家把创作当做了与他人、与社会无干的一己私事的时候，当作“逗乐儿、解闷儿的”，是“码字的”或“写字的”的时候，重提这一话题，显然是很有必要的。一、创作活动并不仅仅是作为谋生手段的纯个人行为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应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并建立社会责任感，是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所决定的。文学创作从来就是一种社会行为。首先，从一部作品的创作缘起看，一般地总是社会生活直接激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和创作灵感，促…     

论生活与文学创作

在生活的海洋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生活和文学的关系,明确地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总结了文学史上的创作经验而提出来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讲话》发表迄今已四十周年,我们革命文艺的创作实践,日益印证这一科学观点的正确性。“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     

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与自然的文学创作──刘勰自然观论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原道”篇是其庞大理论体系的起点，篇中刘肥提出了“自然之道”、天地自然之美是“道”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人文”则是圣人“原道心而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而形成。这一衍化生成过程，刘勰称为“道沿圣以重文，圣因文而明道”①。论述了人为的艺术美与原始的自然美的关系，推崇自然的文学创作。“物色”篇专论各种自然现象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它讲述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创作中的自然，实际上是将中国的自然山水文学做了一次小小的概括、总结。刘勰提出自然山水对于触发人们艺术…     

性灵说与童心说

性灵说与童心说有内在的联系 ,是对童心说的继承和发展。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 ,表现真情实感。性灵说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 ,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它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 ,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性灵说也存在着把心或心灵看作文学的源泉 ,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等严重缺点。     

天道自然与中国文学创作

道家倡导天道自然、无为无不为的精神和思想 ,渗透到文学创作和艺术审美的许多方面和关系之中 ,构成了中国文学注重恬淡自然、不尚雕饰、讲究理趣意境的文化性格和特质。     

新英雄主义与萧军文学创作

新英雄主义本质上是带有萧军专属烙印的革命英雄主义,是萧军思想性格的核心概括。新英雄主义在生活中凝结为萧军抵御外来侵袭的掩心甲,在文学上则固化成独特的文学风格。从萧军的小说和散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鲁迅精神对萧军创作的影响,以及新英雄主义的发展轨迹。     

楚文化与聂华苓的文学创作

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楚人后裔,聂华苓的文学创作与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聂华苓笔下的苓子和桑青(桃红)是华文文学世界里的"楚人"后裔,是"不服周"的"楚魂"再现。聂华苓对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书写是对楚文学"放逐"母题的传承与拓展,她将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人生困境、精神痛苦、身份焦虑的书写推向了极致,充分彰显出她作为楚人后裔思维奇诡、想象丰富、狂放不羁、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聂华苓"三生三世"的漂泊人生及其文学创作体现和弘扬的正是这种源自楚文化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岳麓书院雅集活动与文学创作

岳麓书院历史悠久,位居宋初四大书院之中。南宋时期,朱熹与张栻两位理学大师的讲学,使得岳麓书院饮誉于世。岳麓书院雅集活动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学者、作家,其雅集场所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旁及周边的一些景点。所赋诗作内容,或刻画岳麓美景,或描绘雅集之乐,或感激朝廷恩泽,或表达对贤哲的景仰之情,或勉勖生徒立志有为。雅集游玩多为岳麓书院讲学途中的一种调节;为了防止玩物丧志,很多施教者要求,在雅集游玩中不可沉湎于美景美酒,更不可把书院当作供宾宴、侈游观之地。由于重视传道授学,岳麓书院雅集创作打上了道德烙印。中国古代很多书院重视传道授学,岳麓书院雅集创作中的道德烙印在中国书院雅集创作中具有普遍性。     

文学创作面面观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灵魂不仅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也难以想象,更是难以界定与说清。作家要揭示出人类灵魂深处最隐蔽、最神秘的情感变化与奥妙,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是可以想见的。即使是年复一年的呕心沥血,从一个朝气蓬勃的英俊少年,熬成一个白发苍苍的佝倭老人,写出了流传后世的佳作,也只能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任务并没有穷期。孜孜不倦,年年歉收的作者,并非罕见。由于作家劳动的艰巨性、复杂性与特殊性,作家总是忧心如焚,有许多考虑不完的问题,没有多少能想通的事．总是在思虑中生活;天天有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好…     

文化冲突与文学创作的深化——关于近几年文学创作趋向的思考

如果说从“伤痕文学”一直到“改革文学”的创作趋向都表现出一种在直观的现实把握当中,总是将创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局限在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之中,缺少深邃的文化反省与批判精神而使创作趋向总是呈现单一局面的话,那么,开始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来对现实历史进行文化反省与批判的创作趋向,并使之逐步形成多元局面的,恐怕要首推“寻根文学”(又称“民族文化派”文学)了。尽管人们对“寻根文学”的评价褒贬不一,然而     

文学创作的审美社会学(下)——社会环境与文学创作

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样的环境适宜于创作,从反面说,也知道了什么样的环境不适宜于创作。不管适宜还是不适宜,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环境对于创作的制约作用是必然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学创作作为一定社会的精神生产活动,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     

文学创作的审美社会学(上)——社会环境与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不言而喻只能是社会的人在社会中进行的。离开了社会大地的深厚土壤和广阔背景,任何文学创作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文学创作进行社会学的考察。然而,这却不是进行一般的社会学的考察,更不是进行庸俗的社会学的考察,而是进行一种特殊社会学、即审美社会学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