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北部边防建设

秦汉重视加强北部边防建设,一是边防军队力量建设,派重兵驻防北边,主要有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和民族兵等,形成了比较强大的边防军事力量;二是边防的军事设施建设,大规模修筑边塞防御工程,建城筑堡,修障造燧,开拓道路,修筑的垣墙、城障、亭燧、烽台、关隘、军用道路和粮秣武库等军事设施,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信、隐藏等综合功能,奠定了御敌、反击的坚实基础;三是边防经济建设,实施移民实边、积粟输边、军队屯边的移民屯垦政策,增强边防经济实力;四是边防防御能力建设,配置精良的武器装备,提高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采用激励政策,用人以能,考核以绩,晋升以功,对违法失职的边防军追究责任,充分调动边防军提高技能的积极性,加强军事训练,发展骑兵部队,提高军队技术水平,建设精锐之师、无敌之师;五是边防和谐社会建设,对少数民族一方面施以缔约媾和、赏赐怀柔等恩德,另一方面武力征讨,施加威力,示以惩罚,还加强对待少数民族的防御,有备无患。秦汉北部边防建设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建章立制,二是财政投入力度大,保障了北部边防建设的正常有序进行。秦汉北部边防建设,增强了边防军事力量,提高了边防军的防御能力,有效地抵御外敌入侵,确保了边防的安全,巩固与维护了中原内腹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促进了北边地区的经济开发,加速了民族融合。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明代北部边防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元璋在建立北边防线时对河套问题重视不够 ,朱棣即位后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兴和撤向内地 ,使明朝防御蒙古族的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 ,导致宣德年间开平卫撤向内地 ,土木之变后北边险要尽失 ,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关于蒙古族各部进入河套的时间 ,诸史记载颇多不同 ,其实蒙古族早在宣德年间即已进入河套 ,正统初年开始扰掠明边 ,到景泰、天顺年间已有比较著名的部落在河套活动 ,成化以后河套成为蒙古族永久的根据地。蒙古族进入河套之后 ,给明朝的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

朱元璋为了防备游牧民族的南下袭扰,便按照其早已确定的“固守封疆”的方针,在北边沿线部署重兵以阻止蒙古族的重新南下,就此而在北部边防展开了一系列的建设：１迁徙山后之民进入内地以造成与蒙古交界的无人地带;２沿边都司卫所的设立;３为解决边防驻军的供饷而形成边防屯田与开中法;４巡边与防秋制度的形成;５边墙堡塞的修筑与诸王防边。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建设对北边的安宁和中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明代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北宋澶渊之盟前的河北军事防御区域

宋太祖建国伊始非常重视北部边防,命诸大将长期驻守河北军事防御要点,并给予其相当大的自主权。宋太宗即位后,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对辽政策转为消极防御,在河北沿边依托塘泊布置防线,并大力调整州军设置,以增重边防形势,显示出步步为防的特点。宋真宗时期重新设置河北军事防御区域,布置了三道防线以形成对辽的纵深防御,然而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终于导致了北宋对辽军事行动的失利,承认了辽占据幽云地区的合法性。     

内蒙古东南部东汉长城建置考

东汉前期,北部边疆的防御政策仍以建造长城工事为主,一部分修葺利用前朝长城,另在部分地区新建长城。光武帝时期,在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与中央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东汉长城的修筑。内蒙古东南部所见东汉长城,处于有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之下,有扼守中原至蒙古高原交通要塞之用,为东汉时期军事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地理环境与政治导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明朝西番地区应急性防御与洮州卫堡寨的兴废

洪武年间,因西番十八族叛乱,明廷在邻西番地区设洮州卫;嘉靖年间,西海蒙古侵扰加剧,万历时设临洮总兵。因明初西番的袭扰具有偶然性,明廷在洮河北岸修筑堡寨和关隘以驻兵,属事发派兵的应急性防御。西海蒙古东侵后,洮州卫构筑起由洮河和边墙等设施组成的独立的闭环防御区。但此后洮州卫的堡寨废弃多于延续。明廷在洮州从卫到军镇的防御等级提升,并未改变其应急性防御特质。修建的堡寨数量虽多,但缺乏辐射力,这成为其延续性差的关键。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

西汉建立之初 ,国势衰弱 ,而其北方的匈奴却很强大 ,并不断对汉朝西北边境侵掠 ,向河西、河湟和西域地区扩张 ,以及汉朝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 ,加强西北边防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本文认为 ,在敌强汉弱情况下的和亲政策 ,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政策、措施 ,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政策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明王朝为防备蒙古贵族的卷土重来而有北部边防的建设,北部边防对明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制度而言,首先是督抚制度成为一种国家制度而确定下来,其次是北边督抚与兵部尚书与侍郎之间的互相迁转;以政治风气而言,第一就是宦官专权对北部边防的影响,第二是边军入卫给明代社会所造成的骚扰,第三是京边将领克扣军饷、吃空饷、杀良冒功、谎报战功对明朝边政的败坏,第四是内阁以边防事务互相倾轧,边将行贿、权相受赂,造成腐败污浊的政治氛围。同时,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北边防务亦有极大的影响,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人素质、边防督抚的个人素质,等等。明代的北部边防影响政治的内容很多,值得学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明代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变迁

洪武年间 ,辽东都司行使着军事镇戍和行政管理双重职能 ;永乐年间 ,专门执行军事镇戍职能的总兵体制形成 ,都司只剩下行政管理一种职能并受制于总兵体制 ;洪熙宣德以后 ,行政监察体制形成 ,逐渐侵夺都司的行政管理权和总兵的军事指挥权 ,在监督和决策中都起着决定作用。了解这个过程对研究明代北部边疆结构及其管理方式有重要意义。     

宋代的边防林政策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利用森林树木构筑军事防御工程的传统。出于军事防御功能的需要,围绕着与辽、金、西夏、吐蕃、大理等接壤的边境,宋王朝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以及江淮、荆襄地区进行了大量森林植被的培植和保护。从时间和覆盖的范围来看,两宋边防林的形成是宋王朝刻意经营的结果,边防林的建设与保护一直是两宋国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边防林的营建时断时续,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两宋边防的安定,并对边境百姓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洪武年间女官制度述论

洪武年间女官制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洪武初年,女官制度设立,初具规模;洪武中期,女官制度变更,不断完善;洪武末年,女官制度完备,体系确立。而洪武以后,女官制度衰落,辉煌不再。明代女官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历程,它骤兴而慢衰,反映了明代内官制度格局的变化及力量的消长。     

论明王朝对蒙古族的政策

明王朝的建立重新确立了以汉民族为中心的统治格局 ,在大汉族主义民族观的支配下 ,洪武、永乐时期对退入漠北的蒙古族北元势力进行了军事打击的政策 ,“土木之变”则标志着这种战争政策的失败。明代后期在明蒙边境开设马市 ,允许少数民族进行贡赐贸易 ,是以经济形式发展民族关系 ;对蒙古族统治者进行分封 ,施行怀柔与笼络的政治手段则是军事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 ,也是对传统的民族羁縻、怀柔政策的继承。其总的目的仍然体现出防御、限制的政策倾向。这种政策倾向的直接结果就是削弱了历史上形成的蒙古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薛应旂《宪章录》的记事特点

《宪章录》为薛应旂编撰的一部记载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历史的编年体史著。该著有着独特的记事特点,薛应旂尤为注重明代政治和军事的变化,对明代选官制度及边防军政记载颇多,以表现历史发展的治乱盛衰。《宪章录》大量收录涉及当朝时势的诏书及奏疏,通过对比明前后期君臣对待国事的态度及议论内容的变化,揭示明朝国势渐衰之缘由,达到宪章当代的目的。     

论永乐时期的明蒙贡市关系

永乐时期,明成祖顺应蒙汉交流的历史大趋,改变洪武朝与蒙古等少数民族之间贸易限制政策,推行明蒙之间的通贡互市政策。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发展与蒙古诸部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择明蒙交界近边之地开设马市,允许蒙古部落与明朝互市贸易、交换,并对其加强管理。这些措施,尽管因受明蒙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存在一些局限,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明蒙间冲突对抗的复杂关系,为开启明代蒙汉民族"通好"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洪武至永乐初年围绕女真问题所展开的中朝交涉

本文主要论述了明初女真族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分布情况以及围绕女真居地所属问题明朝与李朝的种种交涉，揭示了在洪武至永乐初年中朝在友好关系的框架内所发生的矛盾和斗争，为我们提供了在中朝古代关系史中某些有益的思考。     

罗亨信与北部边疆

正统至景泰初年,明朝北部边疆地区出现严重危机,罗亨信实施以守备为本的政策,总督军屯以固边,坚守宣府以支援北京保卫战,相机擒拿喜宁以打击也先进攻明朝的自信心,为缓和北部边疆危机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明朝确立以防御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为主的北部边疆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略论明代的边防诗

边塞诗一向被认为是属于盛唐的一个题材.而明代的边防诗,则可以看作是边塞诗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明代的边防诗有两个系列.一是关于北部边防的边塞诗,一是关于东南沿海的海防诗.前者基本上沿袭了唐代边塞诗的传统;后者则在唐人边塞诗外另辟一境,更具新意,同样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样写战斗,却更多地带有海风和里巷的气息,直开唐代边塞诗未有之意境,构成明诗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明代朱学述论

心学在明代中后叶虽蔚为主潮,但朱学也贯穿明代始终.本文按学术演进的历史过程及特点,分别论述了洪武朱学、永乐朱学、宣德成化朱学、正德嘉靖年间与阳明心学相对立的朱学及晚明东林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