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颂宣德——从许善心《神雀颂》看“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

许善心由陈入隋,亲历“开皇之治”的盛世景象.开皇十六年(596),当时天下统一,国富民强,“开皇之治”的各种政治措施已经完成,恰逢天降神雀,许善心适时创作《神雀颂》歌颂帝德.虽然其华丽的文风违背了隋文帝的作文主张,可却达到了文帝宣化天下的政治目的.而其基于史事的创作手法,也是对“开皇之治”的一种文学写照.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与“聚人之道”

刘基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维系统一和安定天下的保障；提出天下发展的方向是“大同”，向往各民族兼容并包、和谐共处；揭橥“大一统”的根本在于保民安民。在元末乱世，刘基深入思考长治久安的治理方略，热切追求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扶翊明朝实现了“大一统”的格局，并提出了“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的一套凝聚、安定百姓的“聚人之道”。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与墨家思想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形成的时代使之有借鉴墨家思想的可能,《唐虞之道》“爱亲”与“尊贤”的统一是其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绝大部分兼采儒墨之善而成的,其“利天下弗利”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墨家思想相一致。     

《明夷待访录》思想渊源考

有人说,《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怪书”(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里所谓的“怪,”大约是指它发出了在那个时代看来可怪可骇的议论。封建社会历来奉皇帝为“天之子”,为“万民之主”,臣民在其面前必须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人身受君罚,还要咏之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然而,黄宗羲在这部书里却痛诋君王为“天下之大害”,控诉君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政思想源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除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法政制度构造方面的"大一统"设计、思想源流方面"天下"观与"华夷之辨"之间的张力也是重要原因。在古典中国政治哲学的"天下体系"构想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天下体系中对统治者唯一性的强调、对"中"意识的强调,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来巩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试论刘秀的统一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认为刘秀之得天下较刘邦“尤难”。他说:刘邦之劲敌唯一项羽,而刘秀却面临着“丛生之敌”。对付一个劲敌,容易“精专志定,无旁挠”;而对付“丛生之敌”,则“分势而四应者杂起,左伏右起,无宁日焉”。因此认为刘秀之得天下较刘邦“尤难”。这种看法,我认为是颇有见地的。其实,何只刘邦之得天下较刘     

论“外王”之学在宋代向“内圣”之学的转化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其目的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内圣”与“外王”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天下的手段,本来以“仁”和“礼”的思想形式统一在孔子思想中。但是,秦汉以来,在地主阶级上升时期中,儒学中的“外王”一面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发展,使...     

王者以仁义治天下的理路及困境——论董仲舒天下观念的内在张力

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王者来实现天下太平，董仲舒转而强调孔子天下观念中的仁义理念。在董仲舒的设想中，只要帝王奉行仁义，爱人律己，区分“内治”与“外治”,经由“京师—诸夏—夷狄”的“近—远”进路，仍然可以实现四夷臣服、百蛮朝贡的太平局面。可是现实中的天下并不太平，华夏与夷狄的矛盾终未消散。董仲舒为此又提出了“说之以厚利”并“结之于天”的方案。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文明类型。如此形塑的“天下”,才能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     

先秦时期多维“天下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包含了自然地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含义。自然地理视域下的“天下观”,主要体现在《山海经》对天下的解读、时人对“大九州”和狭义“九州”的阐释上,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九州”天下观表达了天下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政治视域下的“天下观”,表现为以“天下”形容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以畿服制的方式呈现天下秩序,体现了“天下观”是包含“多元性”的大一统;文化视域下的“天下观”,则要求通过“礼”文化将“中国”与“四夷”共同统一于天下,以“礼”拓展华夏的文化空间。先秦时期“天下观”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的起点,从此,“天下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冯玉祥教训蒋介石的轶事

一九四五年冬,冯玉祥先生自己从《六韬·文韬·文师》中节选了一段话,从“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起,到“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止,用隶书写成一幅中堂,作为蒋介石五十九岁生日的贺礼。这是蒋介石坚持独裁卖国,冯先生教训他的方式之一。 除此之外,冯先生还多次送“书”给蒋介石读。这“书”不是一般的书,是冯先生从古今中外的著述中节选出来的段落汇编而成的,内容集中在对外御侮、对内民主两点。冯先生读书时遇着合适的段落就选一段,有时也叫他的秘书帮着选几段,这样积累到若干段后,由他排个顺序,再交给在他家     

文化多样性的思考

我们在文化战略上应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在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广纳天下之精华,不断发展民族文化。未来的世界必将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或统一,也就是东西文化精神的结合、融合和整合。     

试析对《孝经》孝道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等,强调“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今天对其孝道观在价值和内容上应作批判性继承,一是在价值上已经不具有首孝和泛孝的地位,二是在内容上“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已然被摒弃。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其孝道观仍具有一定合理的可继承的内容,如养亲敬亲、耀祖显亲和谏亲。     

宋太宗的“右文”政策

南宋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说:“太宗皇帝,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这句话足以说明宋太宗统治政策的特点。本来宋太祖也注意到文治,曾设想尽令武臣读书,使之了解“为治之道”。但当时宋朝刚刚建立,统一未完成,集权未巩固,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夺兵权、触钱谷、收精兵,以巩固统治地位。到太宗时期,夺权收兵已告一段落,朝廷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公天下”思想的庄子版本——以《庄子·应帝王》“天根”章为中心

“公天下”并非儒家的专利,《庄子·应帝王》以“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给出了庄子版本的“公天下”思想。“公天下”的庄子版本突显人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将正当性的政治理解为围绕着性命之情在生活世界展开的正性命的活动与秩序,而任何脱离性命之情的政治活动都将政治下降为统治。性命之情的本质特点在于世间身位与超越身位之间的居间联结,人便是这种居间生存者,顺物自然,也就是顺物之性与命,公天下的政治秩序因而展开为人们在其中各正性命而并行不悖的日用生活过程。     

老子的大一统思想

所谓老子的大一统思想,指老子以其道论哲学为指导,从“自然”之“道”（天道）推及人和社会之“道”（人道）的认识体系。“道”是核心,一切皆统一于“道”,并在“道”的规范下演变发展。老子的道论在思维方式上,主张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着眼于中国自然主义的政治和伦理,探求解决社会矛盾和对立的根本原则,希望通过返朴归真的规劝和改良使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天下”复归到“道治”的境地。     

秦代暴政说——时代、制度、统治经验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索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秦王朝时,曾使“天下之士斐然乡风”,甚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仰上”,秦始皇也踌躇满志,自称为始皇帝,准备“二世三世立于万世,传之无穷”。①然而,历史偏偏嘲笑了他,传之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促的王朝之一。原因何在?古往今来的探索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暴政。最直接感受到的是当代人陈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长江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及其战争评价

长江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很早就引起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的关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争大多利用三峡军事地理位置为走廊,而一举夺得天下的.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在全国军事大势中有"重中之重"之优势,这一区域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的作用有史可鉴.对三峡的战争作用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与中原战争相类比,而应始终把它放在天下大势中来考察.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

“受天下之瑰丽与泄天下之拗怒。”这是近代进步思想家袭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所标举的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臻于这样境界的一部伟大著作,他的“发愤著书说”也是这种理论的先驱,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构成一个光辉的传统。《史记》是我国古代,特别是西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建立以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荡的时代强音;也是作者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才能,特殊的经历,坚强的意志,与广大被压抑、求进步的人们共呼吸、同命运的心血结晶。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总结前人的著作规律与自己写《史记》的经验道: (天汉三年[前九八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