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六赋写梦述评

汉赋是汉代创新的文学形式,是汉代文学的主潮之一。汉赋名家和名作,在创作思想与艺术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尽管汉赋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在文学史上却自有其重要地位。从梦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早在先秦时期,写梦就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色,《诗经》中的《斯干》、《无羊》,《庄子》的梦理论与梦寓言,《左传》的大量记梦,屈原的“梦登天”(《惜诵》)等,便是其代表。汉赋继承了先秦写梦的传统,并有新的开拓。一是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专门写梦之作:王延寿的《梦     

略论汉赋中的情爱表现

汉赋作为一代文学 ,受到《诗经》、《楚辞》所奠定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虽然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意识对其多有压制 ,但汉赋仍不乏对情爱的表现 ;特别是汉代末期 ,它突破传统的观念 ,而具有人性解放的倾向。     

龚克昌教授《汉赋讲稿》英译本序

赋是汉代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但汉赋在中国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尤其在１９４９年至７０年代，几乎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龚克昌教授是最早真正对汉赋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的学者之一，《汉赋讲稿》就是他１９８８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期间的讲稿。《汉赋讲稿》既有对汉赋在总体上的全部评价，又有对汉代具体赋家及赋作的独到见解。尽管《汉赋讲稿》只是龚克昌汉赋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从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开创精神和“深远的洞察力”，以及“对赋及汉朝文明坦然自若的热诚”     

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汉代赋论浅探

赋,在汉朝是一代文学正宗。作者众,作品多,成就大。在文学史上历来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被誉为擅一代之胜的文学.解放后,由于对汉赋的认识不足,汉赋的研究一时比较沉寂。近年来,研究汉赋的人多起来了,但是对于汉代赋论的研究,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代文论总是与一代创作密切相关的。假如能把散见于《史》     

古代汉赋研究的分类总结与理论思考

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始于汉初,终于清末,历时两千余年。古代学者们在评论、编集、注释汉赋方面取得了许多实绩,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专门性汉赋总集的缺失,儒家政教功利文艺观的畸形发展,以及汉赋自身缺乏性灵、语言过于雕琢等弱点,古代的汉赋研究与《诗经》、《论语》、《楚辞》等其他文学名著的研究相比,一直处于萧条冷落状态。这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总结的。     

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

谶纬是两汉神学-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不仅在汉代政治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汉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谶纬在汉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谶纬在汉赋中的出现,既强化了汉赋的政教功能,也增添了汉赋的美学趣味。汉赋创作的实际成就显示：谶纬之学对汉代文化的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汉赋用《诗》以词章解读经义,内涵修辞、讽喻、引述、经传四方面,彰显了一代文学之赋的时代特征与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诗》以文引言,通过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诸方法,表现出修辞艺术由言词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汉赋于《诗》兼取三诗,而以《风》、《雅》为主,体现其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汉赋引《诗》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的转变、对文学意境空间的重构,也使文章的意义得以增强;汉赋用《诗》有着以传解经的意义,内涵赋词与《诗》义的互文性,决定了汉赋对《诗》的摹写特征。汉赋首次以文学文本形式用《诗》,其引诗、解诗、化诗的文学化表现,以及常见的公式套语与举一例百之法,既隐含了赋体中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为《诗》进入后世文学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汉赋中的“琴”意象

从《诗经》到汉赋,琴的文化象征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汉代,琴被列为"八音之首",汉赋中出现了很多有关琴的描述,并形成了风雅、知音、隐逸和仙道四种典型的琴意象。以琴为载体的以自由为人文追求和价值取向的田园文化在汉代初步形成,并为琴注入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赋家的理性精神

汉代赋家作为赋这一文学的主体,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比起审美自觉的文学主体来,汉代赋家作为在者,有着更多的理性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汉代赋家在赋的创作活动中,基本上表现为理性的在者。这方面,是以前的赋学研究尚未深究过的。一一般说来,汉赋创作的主体动机总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赋家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权益、地望、利害等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基础上,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或实用主义的汉赋创作动机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理性精神。从理性的辞人到理性的赋家,是政治的理性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招隐·不遇·自适——论汉赋“隐逸”主题的三大母题

汉代涉及隐逸话题的赋体文学,在其思想潮流、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等时代特色孕化下,开辟出了"招隐""不遇""自适"三大母题,不仅丰富了汉赋的呈现和功用,亦为魏晋南北朝文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后来者递相祖述,踵事增华。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汉赋作品中多神融合的文化透视

汉赋中的神仙鬼怪,来源十分复杂。这些神仙鬼怪,统一于汉赋作家的笔下,蕴涵了汉代政治大一统的社会实际,体现了汉人尚奇的创作风尚。同时也表现了汉赋作家在黑暗污浊的现实中的归隐的要求。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     

汉赋与瓦当艺术相似性的比较

汉赋与汉瓦当艺术是汉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物态化反映,二者相互印证,呈现出相似的美感,共同展现了汉代长安的精神气质,分别作为一种文学话语和建筑艺术话语受汉帝国意识形态的操纵.文章从史料印证、美感呈现、艺术功能等几个角度揭示汉赋与瓦当艺术在史料学和形式美学等多个层面上的相似性,重新认识汉赋与瓦当艺术对中国后世美学的影响,进一步揭示它们在当代美学构建中的学术价值.     

简论古代小说史视阈中的汉赋

在汉代,辞赋之士地位近似"小说家者流",政治地位并不高。汉人对于小说与赋的态度也是类似的,俱以"小道"目之。汉赋上承先秦寓言和辞赋假设人物、虚构故事的手法与传统,下启唐传奇有意虚构的先声,并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小说意味,故事俗赋则堪称赋体小说。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