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原则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

16世纪以来,法定证据原则开始取代自由心证原则。然而由于法定重视口供,又导致了刑讯逼供的恶果。18世纪西方又重新肯定了自由心证原则的作用,并通过制约机制遏制了可能的司法擅断。因此,反思自由心证原则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自由心证:证据评价方式和标准

自由心证是司法裁判人员认定证据和事实的一项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明的方式,它不仅符合诉讼认识的真理性,而且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要使自由心证最大限度地接近、符合客观事实,防止心证恣意,要有健全的制度和司法人员较高的业务素质与能力作保障。我国应当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这一原则。     

自由心证正当性的系统论解读

自由心证制度是证据制度的核心,自由心证制度的正当性是基础,系统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为自由心证制度正当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系统论认为,自由心证系统相比法定证据系统而言,在系统构成要素的多样性、系统结构的合理性、系统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均占据优势,更加符合系统论的基本原理,这就是自由心证制度的正当性依据。     

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自由心证的司法适用及其启示

同时适用于两大法系国家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共性在于均尊重法官的裁判权威以及各国的诉讼结构。英美法系国家的严格约束型自由心证制度表现在法官的心证受到证据能力约束、陪审团的心证受到证据规则的限制;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对自由型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在于法官自由裁量权能决定证据的证明力。我国建设自由心证制度应当从建设更适宜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诉讼程序、完善制约机制、明确证明标准作为自由心证的尺度三个层面出发,同时注意控制高度盖然性标准的消极影响系数以防止因单一限制自由心证的程度而忽视个案正义。     

刍由心证正当性的系统论解读

自由心证制度是证据制度的核心,自由心证制度的正当性是基础,系统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为自由心证制度正当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系统论认为,自由心证系统相比法定证据系统而言。在系统构成要素的多样性、系统结构的合理性、系统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均占据优势,更加符合系统论的基本原理,这就是自由心证制度的正当性依据。     

论当代中国刑事证据的判断标准

客观真实论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明理论中的主流观点,其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但这一理论有其固有的缺陷,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亦足可质疑。以这一理论为背景的印证式诉讼证明模式也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在一定意义上还可能成为违法取证的制度诱因。文章认为,在理论整合和证据判断标准的确定过程中,应当借鉴法律真实论和自由心证原则的合理内核,使两者达成理论上的和谐,并将其作为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进路和应然选择。     

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司法运用及规范

在推行审判改革的今天,选择什么样的诉讼证明模式是证据立法不能回避的问题。从自由心证的历史沿 革出发,对自由心证的概念、内涵作出了分析,针对我国现实的司法证明模式中对自由心证的运用作出了 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南京国民政府刑事自诉制度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将扩张自诉范围作为简省诉讼环节,提升诉讼效率,实现司法便民的举措.由于最高司法当局厉行自诉的真正意图在于缩减检察机关规模,藉以扩充法院组织,而不是以保障被害人的自诉权为目的,因此,虽然厉行自诉制度,但对于自诉制度的完善却无所作为.盲目扩张自诉非但没有取得省费便民的成效,反而导致流弊百出的结果,不仅带来严重的滥诉现象,而且造成司法资源的无谓虚耗.     

论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论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张开绩证明责任也称为举证责任，它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的全过程，就其实质来说就是对诉讼证据的求证过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于证据理论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在诉讼发展史上，证明责任的确立最早产生于罗马法。其证明责任的涵义，...     

论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的证明价值要素

鉴定结论是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与所有法定证据一样,鉴定结论作为诉讼证据必须具备证据资格和证明价值两大要素.然而,在证据资格和证明价值的内部构成要件方面,鉴定结论有其独特的内容.从静态分析的角度看,鉴定结论的证明价值取决于内容客观性和实质关联性,其科学性特征既影响着鉴定结论的证据资格,又决定着鉴定结论的证明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鉴定结论证据要素的审核认定依赖干严密而规范的质证和认证活动.     

司法认知的法理之维——在公正和效率之间

任何一项证据制度的确立,其背后必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来支撑。司法认知作为一项证据制度,其设立和运作同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点。建立司法认知的法理之维就是为了实现诉讼公平,消除不合理的费用和拖延,提高诉讼效率。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司法的证据主要分为七种,但存在证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表现在与西方重神判的宗教传统不同,中国审判重人判,重视口供与刑讯逼供的采用等。与西方法律相比较,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内容比较简单,加上证据采集手段的简单粗糙,官员注重自由心证,导致刑讯逼供频繁,冤假错案时有发生,证据制度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     

人工智能时代证明标准客观化的负效应及其克服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技术驱动下的统一证据标准和逻辑经验法则的可算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减少司法随意性,却显性地压缩了主观要素的适用空间,将证明标准引入更深层次的客观化,产生事实认定受到客观化规则侵蚀、陷入证据法定主义窠臼的负效应。在证明标准强调主客观融合的背景下,应当秉持证据裁量的基本立场,用证据裁量能动主义克服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缺憾。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只是底线的证明标准,是主观结论形成的基础,应当由事实认定者运用自由心证作最终的审查和判断。未来应通过制度建构纾解证明标准客观化产生的负效应,建立客观化证明标准的技术指南开示与异议机制,以期实现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领域的良好应用,促进司法现代化和司法进步。     

劳动争议仲裁与司法诉讼的关系探析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劳动争议仲裁与司法诉讼之间的关系仅在个别条款上作了衔接性的表述,二者关系需要结合其他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才能给以准确定位和理解。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仲裁与司法诉讼的关系主要为"横向性"的。即仲裁是诉讼前的法定必经处理方式,诉讼是仲裁后的重新处理方式,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此外,司法还对劳动争议仲裁进行着某些必要的制度上的保障和监督。     

刑事诉讼核心证据问题探析

刑事诉讼是证据的诉讼,证据问题是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审判是如何认定证据和运用证据,证据的法律认定与司法运用是该两项原则得以实现的根本诉讼保障。《刑事诉讼法》实施16年间所积累的诸实际问题,主要涉及证据的收集、判断和适用。公、检、法三机关对证据的认定标准不一致,认定的证据标准达不到法定的证明标准与要求,必然导致案件错误。核心证据意识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客观与真实的统一,证据原始性与直接性的统一,法定证据与再生、派生证据的统一。     

论民事法定证据种类与证据能力之关联

对于符合法定证据种类是否构成具备证据能力的必要条件,司法实务与理论研究皆存在争议。在解释学进路下,无论是采文义解释还是论理解释,我国法定证据种类对证据能力都没有直接限制作用。法定证据种类规则是对证据的不周延列举,目的在于引领每一种证据的特定化证据能力规则。从学理观之,法定化的证据种类与证据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间接性和附属性,二者建立间接关联的方式有：以证明程度（完全证明和疏明）为桥梁,以证明方法（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为媒介,根据特定争议类型或标的来限制证据种类的证明能力以及实体法中权利义务关系之形式要件延伸至诉讼领域的情形。     

语言证据范畴下我国语言学家诉讼角色研究

语言是维护司法正义的重要载体和媒介,语言专家在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证据使用的语言证据,也必须满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要求。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语言学家应作为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程序,以维护司法正义。     

试论证据规则的民主性及其相应的诉讼模式

证据规则是证据制度抑或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证据规则民主化程度的提高 ,要求司法机关和法官始终保持中立的裁判地位并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主体的地位 ,确立“以当事人主义为主 ,以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 ,这对于尽量消除司法过程中的人为误差 ,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有机统一极具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法》的核心观念及认同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有效贯彻实施都离不开一些重要思想观念的指导,程序法定观念、人权保障观念、证据裁判观念、正当程序观念和诉讼效益观念居于核心地位。其中,程序法定观念反映了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差异;人权保障观念体现了对刑事被追诉者以及全体社会成员权益的维护;证据裁判观念决定了司法裁判的过程及其正当性根据;正当程序观念折射了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法本质属性;诉讼效益观念揭示了程序的正当化和司法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解决路径。这些观念的树立和坚守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任何一个国家法治化进程中都无法跨越的阶段。     

论自由心证的客观化——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过分强调心证的主观性,忽略甚至不讲心证的客观性,是自由心证制度的致命缺陷。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实现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自由心证的客观化,随着自由心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目前自由心证的客观化依然是不彻底的。只有把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证明观引入自由心证,才能彻底地实现其客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