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重婚罪及其司法实践:以湖北为例

从传统社会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论在文化观念上,还是在法律制度上,均倡导一夫一妻制,共同塑造了禁止重婚的社会主流婚姻家庭观念。然而,在社会上重婚现象并不鲜见,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地区的重婚案件来看,男女两性发生重婚的原因具有较大差异性,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经济贫困是其发生重婚行为的重要因素。司法机关在审理重婚案件时,常存在从轻处罚的倾向,法律条文近乎空白,实际上是对重婚行为的默许与纵容,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现实与司法制度之间的脱节。     

近代中国股息制度违法吗?——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例

许多学者从法律、实践以及会计原理等角度分析,认为股息制度在法律上违法的,实践中是不应该施行的,在会计原理上是毫无意思的。有必要集中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股息制度为考察对象,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将股息分为普通股息和建设股息。公司在开始营业之后尚无盈余的情况下,可以向股东分派普通股息,同时对于建设股息只要符合一定条件也是可以分派的,因而公司开业之前分派股息是有法律根据的。尽管该时期公司法规定普通股息和建设股息的分派条件非常严格,但是实践中却出现了扭曲,使发放股息成为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司法运用及规范

在推行审判改革的今天,选择什么样的诉讼证明模式是证据立法不能回避的问题。从自由心证的历史沿 革出发,对自由心证的概念、内涵作出了分析,针对我国现实的司法证明模式中对自由心证的运用作出了 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库制度的演进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到抗战时期,国库制度经历了一个由不统一到统一、由委托代理国库制到银行存款制这一复杂的嬗变过程,银行存款制的确立则标志着在形式上已经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国库制度。这种演进历程符合财政体制的发展规律,但由于经济和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时的国库制度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政储蓄制度的演变

中国近代邮政储蓄始创于1919年,业务种类由储蓄、汇兑,扩展到投资、放款、贴现、保险等业务,邮政储蓄经历了从单一储蓄业务到银行制度的演变,并在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变迁下导致了自身制度的变革与异化,引发了深层次的危机.透过邮政储蓄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融制度与格局的演变.而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研究也将为当前邮政体制改革和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制度初探

调解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地方自治制度的倡导和推行,以及出于对法院调解成效不彰进行补救的需要,乡镇调解委员会开始承担起调解基层社会纠纷的重任。由于地方制度的屡屡变更、乡镇调解制度设计的粗浅以及制度执行中的敷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制度的价值却不容忽视。乡镇调解制度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缓解了基层司法资源短缺的压力,推动了中国调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乡镇调解制度改变了传统基层社会调解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初步实现了调解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一直被延续到当代,为现代调解制度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自由心证适用问题研究——以自由心证与证明责任关系为视角

案件裁判是法官依据证据认定事实并适用法律做出判决之过程.民事诉讼体系要求法官认定事实必须适用自由心证.然而,即便在自由心证原则下,事实认定结果依然会限于真伪不明的困境.为使法院避免无法裁判之尴尬,证明责任予以适用,即当自由心证用尽之时证明责任开始发挥作用.自由心证与证明责任之间存在着联系与对抗关系.就二者而言,法官认定事实应当树立以自由心证为主、证明责任为辅之原则,而事案解明义务可视为缓解二者冲突之有效途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妾"的法律地位与司法裁判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取消妾制.而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在立法上虽确立男女平等原则,而法律条文对妾制并无禁止性规定.在司法裁判上,虽对"妾"的利益多有救济,然终无法根除"妾"之风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事实.     

论自由心证的客观化——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过分强调心证的主观性,忽略甚至不讲心证的客观性,是自由心证制度的致命缺陷。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实现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自由心证的客观化,随着自由心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目前自由心证的客观化依然是不彻底的。只有把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证明观引入自由心证,才能彻底地实现其客观化。     

南京国民政府税收现代化的挫折——以涉外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税收改革,开启了中国税收现代化的进程。营业税作为一个引自西方,并取代地方厘金的税种,在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人的税收关系中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中国涉外营业税却始终无法得到外商及其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致华洋税收待遇不平等的状况未能因现代税制的建立而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涉外营业税征收的历史实践再一次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主,中国的税收现代化进程注定充满挫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危机与边疆治理——以抗战前内蒙古西部蒙旗的宣化为中心

日本满蒙政策的实施及其对内蒙古的侵略,使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为弭边患,南京国民政府利用蒙古民族的喇嘛教信仰,派喇嘛教领袖章嘉和九世班禅为宣化使,赴内蒙古西部进行宣化。章嘉和九世班禅的宣化活动,对维护蒙疆稳定和团结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以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为个案的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主要指1946年至1949年),司法腐败与政治腐败如影相随,司法腐败源于政治腐败,并加剧政治腐败;司法腐败引起民众法律信仰危机,致使社会秩序难以维系,民心丧失殆尽,加速了政治失控,进而导致社会失控。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腐败加剧社会失控的关系分析,值得我们反思的不仅仅是如何防治司法腐败的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先进的司法体系应该附属于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土壤,才能杜绝司法腐败,使司法体制真正发挥作用等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社会化述评——以土地法与劳工法为例

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社会化思潮影响,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立法社会化的原则和方向,并通过制定土地法与劳工法予以落实。立法院以民生主义为圭臬,充分借鉴与融合西方的立法体例及技术,制定的法律文本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立法社会化游离于中国的传统之外,超越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并异化为统治阶层推行专制的工具,因而并未在实践中取得应有的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的建立管窥——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研究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考察，管窥其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之实现状况，以资镜鉴。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儒家文化因素——以新政学系为中心

新政学系是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派系,他们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现代政治产生一定影响.无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讲信修睦"的外交理念与实践,还是抗战前对日政策向"抵抗外交"方向靠拢,抑或抗战胜利前后保持中国主权完整的中苏外交谈判,一方面体现南京国民政府的精神意志,另一方面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主张中外交理念的独立性.儒家文化是新政学系的重要思想来源,虽然黄郛、张群、王世杰具体的外交政策与实践不尽一致,但都能够以民族国家为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别于霸权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民族本位主义中间道路在外交上的体现.     

民国十九年土地法研究——以民生主义为视角

民国十九年土地法在中华民国土地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科称其“体大而思精”.该法此后历经修改,体现了民国土地立法者们为实现孙中山“民生主义”之努力.以民生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探究这部土地法,从中可以获得民生主义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法理论与实践中的某些启示.     

空间重组与茶馆改良——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众茶园的考察

国民党自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后,为巩固统治,将权力触角伸向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茶馆也不例外.为了改良茶馆,也为了意识形态向社会的广泛传输,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民众教育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对茶馆展开空间重组,由此,民众茶园在全国兴起.从名称、布局、设施到举办实业,民众茶园展开了由内而外的空间重组.民众茶园的空间重组并没有达到改良茶馆的真正目的,抵挡不住民众陋习的力量;但对于民众教育的推进,其意义又不能一味地被抹杀.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纳妾行为的“合法”存在——以江宁县法院司法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纳妾是我国的历史现象。早在西周,纳妾已经制度化。直到中华民国时期,纳妾的观念和制度才开始得到反思和批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司法对于纳妾现象采取放纵态度。通过把正式的婚姻仪式作为婚姻关系成立的惟一标准,把纳妾排除于婚姻范围之外,从而也排除了把纳妾行为判定为重婚罪的可能。1935年《刑法》把纳妾行为按照通奸罪处理,但是司法实践中很少发现丈夫纳妾行为构成通奸罪的判例,而是以民法中的通奸行为判定之,成为妻子提出离婚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     

蒋桂战争期间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策略——以讨桂战争的合法性建构为中心

1929年的蒋桂战争拉开了南京国民政府集权化的序幕,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而且是宣传策略的较量。是年2月,桂军制造"湖南事变",蒋介石借机实施讨桂计划。为获取战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蒋对桂方进行了负面形象的塑造。事件初期,蒋不断扩大"湖南事变",以此论证武力讨桂的合法性,并授意刘文岛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公开使用"桂系"之名。随后,蒋下讨伐令,国民党中央文件正式使用"桂系军阀""叛逆""反革命"等具有贬抑性的词汇。进军武汉时,国民党中央组织了系统的宣传与声讨,促使"桂系"之名迅速扩散。待中央军转至两广布防后,广州市党部秉承国民党中央旨意,极力论证夺取广西的必要性。蒋桂战争后,时人对"新桂系"及其罪恶形成共识,认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等人就是"新桂系",就是新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