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裁判制度立法的法治化

行政裁判制度立法的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行政裁判制度立法法治化 ,不仅要求有关行政裁判的法律在形式上是完备的 ,而且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是良好的 ,符合公正、高效的原则。行政裁判制度立法法治化必须遵循立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律 ,并对旧有的体系进行改良和完善     

推进我国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思考

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参与、民意表达、权力监督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实施中遭遇涉法涉诉信访复杂化、非理性化等挑战。由于相关立法不完善,存在司法腐败现象及不科学、不合理的考核制度等,司法功能的有限性与信访功能的扩张性之间已呈现出博弈之势。"诉""访"分离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前提,完善案件受理机制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关键,依法及时终结案件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有效途径。应当完善冤假错案追究机制、司法救助机制和对无理闹访者的责任追究机制,为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提供制度保障。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广东个案

信访制度是一项植根东方文化、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因信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备受争议。《广东省信访条例》起草过程中对信访功能定位法治化、信访程序法治化、信访组织体制法治化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力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信访困局,通过地方立法为信访工作和信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广东省的做法或可为全国范围内信访立法质量提升提供镜鉴。     

从依法决策到行政决策法治化

201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将"依法决策"目标进一步明确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这是国务院在总结依法决策经验基础上针对推进依法行政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顺应法治推进需要而对依法决策要求的深化与提升,是法治政府逻辑演进的客观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形成奠定了行政决策法治化制度根基;公共利益之强化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提供了价值基础;党的决策规范化为行政决策法治化给予了实践引领;服务型政府建设赋予行政决策法治化以内在动力。     

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再审视——法律主体之维的分析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成了有效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二选择,近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不断推进,但由于法律的一般性、滞后性,导致实践上的标准不一,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法律主体问题的厘清对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意义重大。应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法律主体制度的变迁特点及动因,从设立原则、立法供给、谦抑性回归等方面对法律主体制度进行建构,从而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

《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中有比较丰富的"法治"思想: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治理国家方面,船山还隐约认识到根治官场贪污腐败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在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强调在制度的范围内对官吏进行监察、考核,对官吏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把法治作为惩罚贪官污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与现代法治中预防官员腐败与制度反腐的立法精神相一致,足见王船山"法治"思想之远见。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我国法治转型现实课题的法理解析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是我国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宪政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我国在实现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现实问题,突出的表现为法律理念的更新不彻底;法律意识的培育不成熟;规制国家公权力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实践中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关系的价值取向有偏差。认识并解析这些问题,为探究一条符合法治化目标要求的改进路径奠定基础,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面临的紧迫的现实课题。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论中国立法基本原则

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科学和法治原则。民主原则主要表现为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行为的制约性、立法内容的平等性和立法过程的程序性。科学原则主要体现在科学的立法观、科学的立法制度、科学的立法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法治原则主要表现为立法权限的法制性、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和立法过程的法定性。由观念更新、制度建设、作风改进等推进的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 ,对于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监察管辖制度：生成逻辑与法治化发展

监察管辖制度关涉监察机关的权限及与其他机关的权力分工,并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产生影响。该制度是立法者基于强化党对监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惩治腐败的战略优先性、实现监察全覆盖、权威高效反腐的多重逻辑创设的,凸显“监察优先性”特征。针对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短板,为避免“监察优先性”陷入“监察中心主义”,应以法治化发展为导向,确立法定管辖原则、管辖能力匹配原则、有效衔接原则、权利保障原则。以此为基础,可先后通过提升监察管辖制度的法治化能力、修法消除影响监察管辖制度法治化发展的制度成因,逐步提升监察管辖制度的法治化水平。     

执政党与国家职能权力的三维剥离及执政权的实现

党对国家的领导体现于执政权的有效实现 ,因此 ,在确立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根本治国方略的今天 ,党的执政方式必须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法治化的要求。党政分开固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但这并不能盖全当代法治原则对执政党执政权实现的法治化的基本要求。依据我国具体情况 ,执政方式转变之首要 ,应将党与国家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维职能权力施以科学剥离 ,确保执政权实现的法治化     

制度化权利的制度成本

前苏联的失败和印度经济停滞的教训告诉我们 ,制度化并不必然是一个好的目标 ,它既不简单地等同于法治化 ,也不意味着现代化。它们的教训无疑值得深思。同时 ,在我国的经济转型中 ,如果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建构不以法治化为取向 ,所谓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护部门主义化的权利 ,而有关的经济立法又使得制度化权利合法化 ,由此导致了表现为政治腐败的高制度成本。国家只有致力于约束部门利益的自私权利 ,新的制度安排才能得到建立。     

中国古代司法监察的发展沿革与成因探讨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机器运行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注重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的职能有二:一是行政监察,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行政过程实施监察;二是司法监察,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司法过程实施监察,举凡诉讼监察、审判监察、狱政监察等等均属于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但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情形较为复杂,由于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集国家最高的立法权、最高的行政权、最高的司法权于一身,三位而一体,故导致皇帝之下国家权力的分工呈现出浓烈的东方特色,表现在分工的不彻底及相当程度上的交叉重叠:行政与司法的混杂较为普遍;同时,在司法系统内部,表现为司法审判与司法监察的混杂亦较为普遍.     

论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制与监察权运行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地方监察体制主要有三种形式:中央授权监察体制、中央常驻监察体制和中央巡回监察体制。中央授权监察体制下,地方上监察权与行政权不分,监察权无法独立运行;中央常驻监察体制下,地方上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但很难避免监察权地方化、行政化;中央巡回监察体制下,监察权不仅独立且不易地方化与行政化,对监察权的运行是最有利的,但是监察权滥用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古代的监察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行政监督制度,监察权的不作为、滥用是很难遏制的,美化古代监察制度而对其严重缺陷视而不见是要不得的。     

中外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社会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正在进行体制现代化的变革。公务员制度的法治化是政治体制现代化变革的重要环节,是依法行政的关键,是中国法治的核心。将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公务员制度与我国公务员制度从历史文化传统、制度立法、考评制度、培训机制、福利待遇等多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有助于推进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进程,对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法治视域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我国的大学制度历经政治化、行政化和法治化三种形态,现代大学制度呈现法治化形态。与法治建设一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路径上的相通性。中国法治实践正在描绘的一幅可能的法治图景是：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理念的凝练再到法治文化的型塑。这个法治图景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指引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因而也将从三个层面实现法治构造,即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以依法治校、以人为本、学术自由、主体平等为重点的现代大学理念建设,以理性文化和权利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文化建设。     

两岸“区域合作”实验区立法问题初探——以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为例

在"两岸区域合作"中,如何在合作的区域中进行立法,是两岸区域合作中的重要问题,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实验区的建设也需要法治保障。在进行平潭实验区相关地方性立法的过程,应该遵循三项原则:(一)坚持"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原则,此原则可以看作是地方立法自主性、创制性的依据。(二)坚持地方职权立法中的"不抵触"原则,即"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原则。(三)坚持地方授权性立法中"遵循基本原则"的原则,相对于地方职权立法中的"不抵触"原则,更加宽松和灵活,使得地方授权立法比职权立法在权限上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而实验区在许多方面的创新,客观上要求突破一些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框架,实验区在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方面"先行先试"的品格,有以下三种思路:思路之一,争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特别授权立法;思路之二,以某种形式将厦门特区的相关待遇延伸至平潭实验区,使平潭实验区的立法享受经济特区的立法权限;思路之三,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用足用好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的立法权,在地方立法的创制性、试验性和先行性方面大胆实践,为平潭实验区建设走出一条法治化的新路。     

我国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障碍因素及对策

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国目标。在法治化进程中现存有经济市场化程度偏低、政企不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不成熟、法制体系及法治观念薄弱等障碍因素,对上述问题,作者认为应有以下解决思路:加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企分开、立法监督及把人文主义精神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去构建法制文化,培育法治观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