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儒语录》到《理学宗传》——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之成书过程

《理学宗传》是清初大儒孙奇逢晚年最为重要的著作。其书编撰历时十余年,结构发生重大调整。通过考察成书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理学宗传》的主旨所在。《理学宗传》的编撰始于顺治四年,到康熙六年最终刊刻完成。初稿定名《诸儒语录》,乃是孙奇逢鉴于明末大乱,书籍散佚,出于保存文献的目的,做的文献汇编,在结构上是按时代编排。在顺治十一年听取张蓬元的建议后,孙奇逢对文稿结构做了重大调整,将全书分为《传宗录》和《宗传考》两部分。在《传宗录》孙奇逢构建了一个调和朱陆的道统传承谱系。《宗传考》则是将原来的初稿结合新的阅读心得重新整理而成,包括汉代到明代历代诸儒考。     

论阳明后学谱系的建构——基于三部理学史著的比较研究

理学史著是认识宋明理学存续发展演进的基本依据之一,但由于理学史著撰写者所秉持的理学史观的差异,不同作者笔下的理学发展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在这方面,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以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为我们描绘了明代后阳明学时期的丰富的理学图景,通过对这三者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理学史著对于历史事实叙述的作用与局限性。     

明清之际学术史的突变--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

明清之际学案体的成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体例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体裁的一大创新。《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即为该时期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之作。《圣学宗传》具有明显的禅学风味,系为儒学正本清源而作;《理学宗传》系师宗理学传承及学理演变,摒弃门户之争的大作;《明儒学案》则是该时期学术史讨论的总结,不仅是17世纪学案体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成熟的标志。     

试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政治理念

与一般的理学史论著不同,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加入并且肯定了汉代学术成就等内容。这些内容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正统的理学史论著中。之所以如此,应与孙奇逢试图修正宋儒的政治理念有关。宋儒强调的是一种对抗式的君臣关系,而孙奇逢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式的君臣关系,这在清初的政治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孙奇逢的政治理念在当时拥有不少支持者,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实践。     

理学源流著作述论

理学源流著述始于南宋而盛于明清,经历了南宋时期、元到明中期、明末清初期、清中后期民国初期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海门的<圣学宗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成就最为突出.理学源流著作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从宋到清理学著述贯通、体例体裁丰富各具特色、内容选材差异而丰富、学术思想发展多元化与一元化交融以及续修成风的特点.自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以后,理学源流著述自觉地将延续道统为己任,将学统与道统统一起来,以学统体现道统,以学术蕴涵政统,这也是理学源流著作昌盛的一大因素.     

“明体达用”：孙奇逢的道统建构、理学实践与社会转型

明末清初社会转型之际，思想界门户林立，聚讼纷纷，孙奇逢摒除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包，取诸家所长作为圣学之“拼图”，提出“明体达用”的理学主张，建构其独特的道统观，使一代学人身上添了包容的气质。“明体”反映在《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上，表现为：“严儒释之辨”，建构道统谱系；“不一处见一”，消解诸家聚讼；“折衷于圣道”，以圣人为归。“达用”体现在“主于实用”的理学实践中。孙奇逢主张躬行实践、内圣自得，强调为学要有“把柄”，即在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理学由此不再高高在上，在经世致用之外，开始回归日常。他通过著书讲学，开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州学派，其理学思想和理学实践对于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宋元时期理学的论争与《宋元学案》的理学观点

<正> 宋元时期是理学产生、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理学内部派别分野的重要时期。理学史上程朱派与陆王派的对立和论争、理学与功利之学的对立和论争,均肇始于这一时期。它们构成理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线索。由黄宗羲、全祖望编纂的《宋元学案》,比较全面地综论了这一时期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宋元学案》编纂者的理学观点。根据《宋元学案》的综论,宋元时期理学的重大论争,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薛瑄哲学思想与程朱理学的演变

薛瑄(1389—1464,山西河津人)是明初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推崇程朱,尤其推崇朱熹,曾手录《性理大全》,被视为理学正统,誉为薛夫子.但另一方面,他又仿照张载著《正蒙》的方式,写了《读书录》(包括《续录》),大胆地揭露了程朱理学的内在矛盾,提出了一些唯物主义命题,虽未冲破理学体系,却加速了理学的分化.因此,薛瑄是理学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新理学简论

冯友兰氏一贯主张:哲学之用,不在于提供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生的境界。最高的人生境界,冯氏称之为“天地境界”。冯氏的哲学创造,其中心就是天地境界。冯氏的《新原人》一书专讲天地境界。所以《新原人》是冯氏新理学的中心著作,其他著作都是为《新原人》的天地境界说分担特别任务:《新理学》提供其形上学基础,《新事论》提供其文化哲学,《新世训》提供其生活方法,《新原道》阐明其在中国哲学的地位,《新知言》阐明其在世界哲学的地位:堪称“五翼”。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论魏晋名理学

<正> 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名理学是存在于玄学之前,并独立于玄学之外的一个哲学流派,有的学者认为,玄学是名理学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玄学是对名理学的否定。两派都认为,随着玄学的兴起,名理学衰落了。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难以成立,其根本点在于,在魏晋时期名理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它仅仅是一种理论思维方法,将它独立于玄学之外是没有根据的。下面,我们把在《三国志》和《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被称为“善名理”的人物开列如下:     

明代理学流变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一○○○至一六○○——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道学”,或称“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宗文化和官方哲学,对宋元明清几代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明代是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有明二百七十余年间,理学内部各个学派大起大落,头绪纷繁,虽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此作过精到、周详的述评,但以近代眼光视之,仍有重新斟酌的必要。     

范仲淹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范仲淹,已为人们所熟知,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之千古名句,尽人皆知,已成为中华民族士林中一切正直之人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资源。但作为思想家和儒学家的范仲淹,特别是作为理学先驱者的范仲淹,还不被人们所广泛了解。清孙奇逢作《理学宗传》,未曾提及范仲淹,到黄宗羲作《宋元学案》深入探论宋元学术,才追溯到道学产生之前的范仲淹、胡瑗、石介、孙复、李觏、欧阳修等人,并为范仲淹专门立了《高     

新理学：张东荪对冯友兰的超越

新理学：张东荪对冯友兰的超越张耀南，舒文１９３９年冯友兰（１８９５－１９９０）《新理学》一书在上海出版。这部书主要是运用柏拉图的“理念”（Ｉｄｅａｓ）和新实在论的“共相”（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改造旧理学，建设“新理学”。在冯友兰这部书里，“真际”等...     

湖南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湖南在北宋以前,学术思想不具有全国性影响与地位,直到北宋湖南道县周敦颐①著《太极图说》、《通书》,创立＂濂溪学＂,才标志着湖南学术思想在全国重要地位的确立。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在他及其弟子理学思想的影响下②,催生了极具经世济用的＂湖南理学＂,或曰＂湖湘学派＂、＂湖湘文化＂。湖南理学或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培育了一种特立独行,     

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

理学诗风是宋诗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但很难被称作是一个诗派。理学诗风可以溯源至邵雍《击壤集》,但是对于理学诗风真正起极大推动作用的仍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尤其是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被后学极大推崇和模仿。然而,在理学诗风盛行的时代,已起反拨的声音,其中尤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诋诃最多,理论建树也最大,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表元、舒岳祥等,无论理论还是创作上,对于宋元之际诗坛都有更大的影响。到元代,以吴澄为代表,则朱熹理学内部也出现了折中拨正的言论。     

论明代的理学和心学

产生于宋代的理学和心学,到明代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明代理学和心学,经历了明初理学衰朽和分化,明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明末对理学、心学的融合和改造三个大阶段。怎样评价明代学术,明末清初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看法。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儒学案·凡例》)。《明史·儒林传序》却指责“有明诸儒,衍伊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言为),指归弥远。”究竟怎样认识和评价明代理学和心学在理论思维史上的价值?下面作点试探。     

“新理学”形上学之检讨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一般说来是比较清楚的。本文的主旨,是对“新理学”形上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作出进一步的分疏与检讨,将以深入了解“新理学”哲学理论建构的得与失。另一方面,“新理学”的形上学与传统理学的理气论作一些简要的比较,以辩明二者的同与异,从而加深对二者的了解。 一、实与真 《新理学》一开始给出了三个基本概念,即“实际底事物”、“实际”、“真际”。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实际的事物”与“实际”的区别何在?照《新理学》说,“实际底事物是指有事实存在底事事物物”,“实际是指所有事实底存在者”(《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11页)。但这个定义还是不算明确,它没有指明“实际底事     

论张东荪与冯友兰对理学的不同解释

论张东荪与冯友兰对理学的不同解释舒文，张耀南一九三九年，冯友兰（１８９５—１９９０）《新理学》一书在上海出版。这部书的主要工作，是改造旧理学，建设“新理学”，其所用的工具便是柏拉图的“理念”（Ｉｄｅａｓ）和新实在论的“共相（Ｗ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