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通俗诗派的文化阐释

唐代通俗诗派是一个带有佛教性质的派别,由一群游离于统治阶层之外,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民间知识群落组成,其诗以佛教意识形态为代码,表达了下层百姓的社会意识。在诗歌形式上蓄意摒弃了传统的诗教文化,采用民间话语,拒绝、颠覆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贵族诗歌规范和审美方式,使诗歌语言重返社会底层最纯朴本然的生命状态,对唐代大众文化语境的形成以及文人通俗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试论禅宗理念对王维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王维是唐代著名山水诗人 ,他的诗歌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很显著 ,因此得到了“当代诗匠 ,又精禅理”① 的赞誉和“诗佛”的称号。王维在创作中不仅把宗教观念与感情化为诗的语言来表现 ,而且借鉴了禅宗的认识方法来丰富诗的表现手法 ,从而在诗歌艺术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禅宗影响于王维的山水诗歌创作艺术 ,可分为三种类型 :以禅语入诗 ,以禅趣入诗 ,以禅法助诗。这三类形式 ,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 ,具有不同的价值。“以禅语入诗”一般被排除在艺术性的诗歌传统之外 ;而后两者 ,尤其是“以禅法助诗”被认为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甚至…     

王国维意境说对王昌龄意境说的继承和发展

“意境”是充满着中国艺术特性的美学的范畴。最早提出“意境”的是唐代的王昌龄的《诗格》。《诗格》主要是探讨诗的创作规律的。《诗格》推动了唐代诗歌创作和诗歌创作理论的发展。佛教对于诗人的影响 ,最主要的还是禅宗的思维方式。意境说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产物。王国维的意境说是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综合美感规律的探究。意境说形成后 ,逐渐成为古代独特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理论核心 ,也逐渐成为现代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     

佛教背景下的王梵志诗歌

唐代诗僧王梵志所创作的诗歌,深受佛教影响。从诗歌内容上看,大量使用佛教名相,表达苦空、因果、平等等佛教义理。从诗歌艺术形式来看,通过开拓诗歌领域、选用恰当比喻、使诗歌自由化口语化等方式,造成通俗质朴的独特风格。     

象喻: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利器

“象喻”是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之一。受中国诗歌“象喻”特质的濡染,中国传统诗歌评论也习惯于摒弃枯燥乏味的说理,而代之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有时甚至演变为一种“创作”,成为语言“冲浪”和心理“按摩”的载体。象喻诗歌与象喻诗评同中有异。总之,“象喻”是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利器,它为中国人写诗、读诗、论诗、识诗提供了独特的手段和视角,展现了中国人品评艺术与品评人生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凸现出中国人审美诉求的民族性。     

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当代走向

汉传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汉地佛教,之所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普遍选择大乘佛教,盖因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强调慈悲普度的精神,较诸小乘佛教注重自利、强调自我解脱更能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注重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和强调心性、注重现实人生的禅宗思想,确实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之所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受中土主流意识形态之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在融会、吸收儒家思想方面之成功,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堪称典范.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继承和发扬了禅宗注重现实人生的传统,太虚大师对于佛教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传统佛教的注重“佛本”变成注重“人本”.     

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

"意识形态"是获得社会法权的"主义"话语,通俗地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官方话语或国家精神.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多的功能,但其基本的功能主要是提升社会主导价值、引领政治社会化过程和强化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了解意识形态的这些基本功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它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敦煌一卷本《王梵志诗》儒释相谐的教化特点论析

敦煌所出一卷本《王梵志诗》共12个写卷,存诗92首.这些诗歌不同于其他卷《王梵志诗》,其诗皆采用格言形式,为五言四句,语言通俗,内容浅显易懂,偏重于对世人生活节仪、处世之法的训导,所以有学者将其归入教诲诗.一卷本《王梵志诗》也是反映敦煌民间教育的代表之作,具有俗世治家教育、佛家训化劝诫等方面的教化功能.其中72首诗歌强调对子女进行孝道、勤学以及个人修德教育的重要,重视手足之情的培养以及家长的榜样作用,这些内容符合儒家教育思想,是其教化功能的核心所在.另20首诗歌采用佛教格言劝导世人,这和唐代佛教的繁荣及世俗化有关系.通过一卷本《王梵志诗》可以管窥敦煌唐五代时期民间教育“儒释相谐”的特点.     

中国古诗词“为美人以怨王孙”文学现象成因探析

中国古诗词中存在众多以香草美人自比、借怨妇弃女之口抒发人生不平遭遇及生活感慨的不朽篇章。本文将此概称为“为美人以怨王孙”现象，并从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宗法制性质、古诗词中比兴文学传统、生活环境对诗家词人创作的影响及读者审美心理习惯要求出发，对形成“为美人以怨王孙”文学传统的成因进行了综合性探讨     

史传序例：通俗小说篇首诗功能之前源

追溯史传序例的名实及其流变可以发现序例功能对通俗小说篇首诗开宗以明义的程式化创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通俗小说篇首诗与正话关系为例。通俗小说篇首诗与其他组成部分共同为创作主旨服务,深化、弘扬了史传序例与史传正文的撰写结构模式,其中通俗小说的模式是：“篇首诗+入话+头回+过渡+正话+（散文议论）+篇尾诗”,叙事、说理,韵文与散文交替出现,高度程式化;其可依据的史例则是班固《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式的创作模式：序（议论、说理）+商山四皓+郑子真、严君平+过渡（议论、说理）+王吉+过渡（议论、说理）+禹贡……+赞。     

怪力乱神：中国传统小说《水浒传》中的异在精神

从源头看,中国小说代表的是一种“异在”的话语精神。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言说,小说话语的非主流性或说反主流性代表了一种风格,体现了等级差异和争夺话语权的倾向,小说浅俗的话语特点也注定了其边缘化的地位。在小说怪力乱神精神背后是反叛正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追求,这种“怪力乱神”违背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中正精神,有纵情乱性的作用,从形式和言说方式上深含着“异在”精神的解构功能。《水浒传》体现了这种怪力乱神精神,并以人物形象、语言策略和意蕴氛围映现出来,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经典模式,它由特定的结构组成,其构成因素与正统主流经典话语相异,表达了强烈的“异在”精神。     

辽金佛教研究（专题讨论）——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文学史上的王鼎钧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王鼎钧以其丰富的散文创作推动着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他的“人生说理” 散文以其人生体验和审美观照的完美结合而为后人推崇,他的“原乡”书写以其独特的“乡愁美学”传达出人生观照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的“宗教散文”以超越宗教的日常智慧让人体悟到一种“散文魔法”。这奠定了王鼎钧散文在 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中的地位。     

从关注"人生"到彰显"人文"——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形成了重“人”、重“生”的中国佛教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太虚等人倡导的“人生佛教”中得到了典型体现。至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在佛教界倡导一种道德精神、平等精神、利他精神和现实精神。这些精神均体现了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人文精神,它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开始。     

中国唐代禅宗诗歌的类型

唐代既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鼎盛时期,此期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禅诗.按禅悟特性,唐代禅诗可分为在凡诗、超凡诗、堕凡诗三种类型.在凡诗通过说理直接阐述禅学教义,超凡诗通过咏物抒情来追求脱俗的悟道情趣,堕凡诗则通过景物风光的描绘来隐喻禅义.唐代禅诗以一种空灵、清淡、恬静、和谐的艺术意境,把中国禅文化的精神和身受禅文化熏陶的文人精神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词文体的演进和新诗形的诞生

词文体离新诗最近,其“弱德之美”蕴涵着问题意识和批判力,其独立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精神和原始的民间品格吻合了现代艺术所期待的“体”,“长短句”、“自度曲”与新诗的形式和创作理念遥相呼应,其脱胎于音乐和格律诗的形式原则包含着我们民族诗学乐感的精髓。当代旧体词现代性的发育正促进着使新诗区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民族诗形”的诞生,诗体多元化是诗歌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是现实选择。     

全球化语境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

一、全球化已不可避免,主流意识形态角力加剧 任何社会都有它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社会精神文化的中枢与灵魂.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占有主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决定着中国话语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打造中国的话语体系,最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讲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佛教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通俗化倾向的推进

唐代的佛教利用通俗的艺术形式宣传教义,推动了变文的产生与发展,并影响到宋以后的通俗文学形式,同时也影响到唐宋文人艺术创作的通俗化意识以及宋以后文艺美学家对通俗化美学趣味与审美意识的肯定。佛教以及佛教艺术的世俗化与文学艺术的通俗化以及文人的审美意识是互相影响,互相利用、互相促进的。     

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在外交政策语境中,民粹主义通常以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两种作用形式出现。当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相联系时,具有寻找敌人、反跨国主义、反全球主义的内在偏好。与之相比,作为政治话语的民粹主义本质上是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策略选择,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唤醒受害者意识-提出排他性承诺-修正过错方行为”的民粹主义叙事逻辑,使外交话语带有再政治化及否定性特征。意识形态及政治话语构成了民粹主义两种基本的作用形式,二者既有所区别,又互为整体,其互动关系充满张力。将欧尔班及莫迪作为案例比较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国别差异,但政治话语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特征。民粹主义的双重作用形式具有弱整体性的特征,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外交体制的改造,鼓励了外交事务的公众参与,但其效能受制于国家实力与国家制度、传统外交机制及自身缺陷,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