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土地制度是指土地所有、使用与管理的土地经济制度及相应的土地法权制度。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有土地制度创新过程中,可逐步推行农地股份合作制,实现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立足于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在“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下,坚持土地可持续利用与效率取向原则,同时又要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变迁的制度伦理分析

笔者以为,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变迁根据的分析,不仅要探寻其内在的经济根据,更要探寻隐藏在这种经济关系背后的深层次的伦理动因。本文拟从制度伦理的分析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变革（土地革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土地承包制）进行制度伦理分析,找寻其内在变革的伦理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变迁的未来趋势。     

永佃权制度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固有缺陷愈益明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出路在于建立新型的永佃权制度。新型的永佃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支付地租而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永久性地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处分的权利。它属于用益物权的范畴。永佃权的标的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永佃权的原始权利主体只能是农地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他人可以通过继受取得的方式取得永佃权;永佃权是无期限的;永佃权人只能以耕作、牧畜或经营其他农业商品项目为目的使用农业用地;永佃权人取得永佃权以后享有使用收益权、依法处分权、优先购买权、物上请求权等权利,同时负有支付地租、按规定用途使用农业用地、承担有关税费等义务。永佃权因为一定法律事实的出现而将消灭。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进行简略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土地制度变迁的描述性模型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最后是主要结论及其对未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启示.     

我国所有制制度变迁研究

文章对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的变迁及未来趋势进行了描述,再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我国所有制制度变迁的原因,文章着重论述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密联系。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验证据研究

一、引言 自1949年至今的60年里,中国农村土地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国家有限管制的产权结构到人民公社时代的国家全面管制的产权结构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产权结构这三种不同的产权管制状态,这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产权管制变迁现象.     

21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展望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问题.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有其缺陷,原因是:人多地少是长期存在的一个主要矛盾;土地的产权界定模糊,缺乏法律保障;土地流转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土地承担双重的功能.文章指出新一轮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坚持的原则: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其基本对策是: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土地的产权;尽快建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运作的土地流转权机制;严格保护耕地,建立在政府行政占用耕地中对农民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逐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能够和自愿流转土地;实行科技兴农战略,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技能.     

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现实反思与制度创新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 ,我国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两权适度分离、家庭承包经营为中心内涵的经营格局。从长远发展视角看 ,这种格局显然不能承担起未来我国农业增长的重任 ,其制度创新在所难免。而这种制度创新不是局部的 ,而是涵盖多个方面的复杂系统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法的创新

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混合所有制导向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现行的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与"农村病"问题,而且由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不能与城市国有土地一样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仅影响到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甚至威胁到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为此,应采取混合所有制思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这一土地制度的特征在产权结构上表现为"三权分立",即国家拥有农村土地的规划与用途管制权,集体拥有耕地发包权、宅基地划拨权和建设用地占有使用权,农户拥有承包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在具体管理上表现为"三种模式",即集体所有、国家管理,集体所有、农户管理,集体所有、集体管理;管理责任人分为"三个主体",即国家、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     

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对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启示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根本是产权问题.马克思对土地所有权及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关于土地产权制度、土地产权权能、土地产权结合与分离、土地产权商品化等问题的系统理论.这些理论虽然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条件的,但有些思想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仍有一定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意义.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关理论评述

滞后的农地制度改革已经造成严重的伪城市化,粮食安全与失地农民问题,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直接威胁到中国现代化的持续。然而,农地制度改革由于维持派、折中派、激进派在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中国耕地是否逼近红线,农地社会保障能力的判断上存在严重分歧而被拖延。要解决不同理论派别之间的观点分歧,仅有逻辑推理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全面的实证调查与研究才能获得真实的判断,为正确的农地制度改革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策过程及现实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历经了从均分化土地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再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和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复杂变迁过程,当前正沿着“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使用权”的方向而不断完善。但农村土地制度仍存在产权不明晰等深层次问题,新时期土地制度变革的关键在于为农民提供更全面、更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土地要素的财产化、资产化,并最终为土地要素的城乡一体化和市场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55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四次变迁,从分析变迁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必须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当前,应着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是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变革,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要求.     

所有制理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

近年来，经济理论界普遍呼吁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和创新。虽然对存在问题的性质、原因，尤其是解决问题的方向、道路，看法分歧很大。但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意见，即认为它脱离我国实际，难以有力解释现实问题，未能充分发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并充当其它经济科学理论基础的应有作用。我认为，各门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对某一社会关系的内涵、特征和变化发展规律的抽象归纳和概括。它来源于生活、深究生活的本质又高出于生活。不能要求它处处同丰富多采的生活现象完全一致，否则就等于取消科学理论的必要性。即使是作为有些人理想目标…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我国的土地利用和保护出现了严峻的形势,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57年以后,我国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800万亩左右,到1986年,累计净减2.34亿亩,等于减掉了六个江西省的耕地面积,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已从建国初期的2.5亩下降到现在的1.5亩,土地质量也不断下降。乱占滥用土地的现象又屡禁不止,从近期召开的全国首届土地监察工作会议提供的材料表明,一年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有40万起并有增无减。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浪费的严重性同时并存,并一直困着我们,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徘徊,人们担忧九十年代农业生产是否会出现滑坡?面对着土地和农业生产的严峻形势,人们开始思考: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是否适应于社会主义农村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研究状况的分析

针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既具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的问题，并进行较深入的分析。     

代理理论与制度变迁

本文认为，现代公司制由于其代理关系的存在，相比之业主制而言，其代理成本（即制度成本）加大是不容置疑的，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公司制不如业主制，因为公司制中代理关系所能带来的收益仍是主要的，并成为企业制度变迁的一个推动力量。这一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在中国的企业制度创新中如何塑造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以尽可能地降低其代理成本。     

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启示

一、新情况、新问题“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已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至今我国土地制度还没理顺,耕地面积迅速递减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49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4.68亿亩,1957年为16.77亿亩,1977年为15亿亩,1985年为14.54亿亩,同期我国人口总数分别为5.4亿,6.4亿,9.5亿,10.5亿,从1957—1977年的20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1.77亿亩,同期人口却以每年1400万的速度增加,1977—1985年的8年间,虽然一再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但因基数太大,每年平均仍增加130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