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悲怨文学的活力之源

悲怨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创作母题 ,源出于专制社会以及由此决定的作家悲怨人生 ,是人的生命本能要求受到挫折和阻碍 ,群体超稳定心态扭曲乃至断裂的必然结果。悲怨文学的艺术源泉来自生命力的作用。作家在抒发悲怨之情的同时也更深刻地感知了自我 ,即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自我与周围环境的不协调 ,或者说 ,他们感受到自己生命力的发展所面临的阻碍和威胁 ,即意识到生命力的同时也意识到生命的阻力。而生命力和阻力之间循环发展 ,互相撞击的必然结果 ,无疑大大强化了人生知觉最有效的表现形式———文学中的悲怨和释放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文化内涵发微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是唐代宫怨诗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文人巧妙地将悲怨意象和悲怨词汇相互运用,使之构成了一个富有典型悲怨文化的宫怨主题。铜雀台诗的悲怨文化从南朝发展至唐代不断丰富与革新,唐代文人的铜雀台诗创作不仅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怨文化,还对造成铜雀台悲怨文化背后的根源进行揭露与控诉,丰富了铜雀台诗的文化内涵。     

《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中的知己情结

在《聊斋志异》的情爱婚恋故事中,贯穿着一条情感主线,那就是浓稠不化的知己情结,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表现于审美理想中的知己形象;二、执着于精神层面上的知己之爱;三、寄寓了作者激越难平的孤愤之情。它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理想与自由生命精神的向往与追求,是对以作家自身为代表的普天之下所有落拓文人自我价值的确认和肯定。     

《越水悲歌——明末清初越中文人及文学研究》简介

《越水悲歌——明末清初越中文人及文学研究》（李灿朝著）2011年7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明末清初越中地区文学与文化进行系统考察和宏观把握，是一部关于明末清初越中文人与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分别选取地域文化传统、政治环境、文学思潮三个视角切入，绪论之外，几十一章，三十万字。上编探寻越文化的生成环境与特征以及地域文化传统对越中文人、     

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文人庭园"凸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庭园不仅为文人士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寄寓着他们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坚守,且通过文学书写,庭园得以超越物质空间的湮灭而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号,它记录并延续了文人士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北宋朱长文的乐圃是典型的文人庭园,以之作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文学书写中的文人庭园的精神内蕴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     

论蒲松龄的道德“孤愤”

蒲松龄的道德生命实践说明他有着强烈的道德理想追求和道德孤愤感,聊斋道德故事蕴含着这种道德理想追求和对人类道德沦落的孤愤之感,也蕴含着他的道德思想,但此道德题旨在现实中知音难遇,从而促生了另一重的孤愤感。     

宣寄情志 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

宣寄情志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马正学关于两汉骚体赋，古今论者已多有研究，本文试就两汉骚体赋予屈骚言志精神之承沿及其所折射的两汉文人的心态作一粗浅考察。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思序》中说：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     

汉代诗歌与汉代人心态探究

汉代是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前夜，文学开始从经史子学的附庸地位中获得解放，文学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与加强。诗学也逐步摆脱了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检桔，突破“大一统”的群体社会功用的束缚，大胆抒发个人命运和优世愤俗之情。这一切为我们从汉代诗歌中一窥汉代人心态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从汉代诗歌我们可以看出，两汉人们的心态，正是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的相互作用下，由共性的、凝固的同质结构向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流动的多面异质结构嬗变。西汉的全部历史是覆盖在“大一统”的政治基调内的。西汉的一切思想文化、文学艺术…     

病马、老马、慢马意象与佛经故事——文学意象家族与文人心态史探佚

在文学意象、母题的主题史流变规律中,每当一个意象内蕴发展到了相当丰富的阶段,就会产生同主流形态较大差异的同族类型,千里马文学意象也有病马老马慢马意象家族作映衬,其往往更加别致地表现了文人的落魄而又不甘寂寞,以及对名驹快马价值的钦羡向往.这类咏叹揭示了马意象所暗示的文人功业情结--成就动机是马文化的精神基石.它在"骐骥人才"、"宝马英雄"等先在模式的映照下,虽显得较为黯淡,却是必要的补充参照,加以统观,可较全面地了解古代文人心态.     

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

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可以看到一些全新的文学母题被引入.传统的文学母题,一些因为文化语境的改变而退化,乃至消失,一些则遭遇到异域文学母题的改写,发生转换.“还乡”母题就是这样被改写和转换的文学母题.在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母题自然面临着去留之间的抉择.研究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所涉及的是整个现代文学对古典和异域文学传统的记忆、遗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     

李自成传说“神异出世”母题传承动力考论

李自成传说"神异出世"母题叙事自明末清初至今从未中断过,这一母题的发展演变饱含特有的传承机制。民间宗教教会思想是母题传承之信仰起点,继承文学传统并传承母题核心因子是其主要模式,风物与"在地化"的民众经验是母题传承之发展空间。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传说传承中"GS"稳定性规律的呈现,更是不同框架集体记忆下社会性建构的产物。     

乱世悲音中的苦笑——魏晋俗赋的内在特质

战乱频仍的魏晋时期孕育了乱世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弥漫着悲怨之声、感伤情绪。文人俗赋(俳谐杂赋)本是游戏之作,以嘲讽、谐谑为目的,以幽默、诙谐为审美特色。但因乱世悲音的笼罩,魏晋俗赋比汉代俗赋更多了几许伤怨气息,带给人们的是苦涩的笑声。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

本文认为,漂泊母题文学的兴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具有重要文化意蕴的精神现象,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作家都曾涉足这一领域的创作,并且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漂泊母题兴盛的原因既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乡村向都市的迁移趋势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现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叛逆封建大家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生命形式在文学中的形象体现。表现生命意志、歌颂生命力量与拒绝回家、跋涉不止,这是现代漂泊母题文学两个最突出的意识特征。而十分看重与固守艺术家的流浪汉气质,保持漂泊不息的生命状态则是现代作家更新与激扬自我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造成现代漂泊母题文学兴盛的作家主体的心理机制。正是现代作家永不言悔地承担着漂泊追寻的自我天命,“五四”时代所创立的中国新文化才具有了进取、求索、永动不腐的精神品格。这是现代漂泊母题文学为我们民族新文化建设及其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性爱文学:在中西比较中阐释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中、西性爱文化呈现出不同本色和发展进程:前者基本上是在道德意识形态严格制导下的一种单线延展,后者则是在或对立并举、或抑扬有致、或多元兼蓄的形态中发展."性爱"也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西方的性爱文学创作往往超逸出既定文化的视域、在符合文学创作本质的方式中不断调整、演变并在一种颇具变革性张力的形态中运行.中国性爱文学则基本与性爱文化取同步发展态势,具体呈现出明清之前、明清之际、20世纪初期和末期等三个不同阶段.从共通性层面审视,中、西性爱文学可分为激情之性爱、浪漫之性爱、融汇之性爱、异化之性爱、不伦之性爱等五种叙事类型,文章对此进行了艺术评析和文化阐释.     

康雍乾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文学与历史、文化的互补整合——评王立《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

王立教授历时九年写成的专著《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作为李炳海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之一种，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主题学学科建设上，是一件值得一书，可喜可贺的事。作为国内主题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该书从中西比较和传统主题、母题史溯源的角度，共分为“绪言”和九个章节。首先，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外大量作品，比较了中西方文学对于复仇者动机意志、复仇目的、方式手段表现的相异之点，复仇与爱情婚姻的关系及其得到的褒贬评价。又从鬼灵神秘崇拜、侠文学精神、法律与执法…     

试论西晋诗人的人格悲剧

人格是审美文化的承担者,西晋文学家的人格,以一种“冲突”或“痛苦”的方式,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审美文化与艺术精神。西晋文学的人格悲剧表现为三种类型:情悲言靡,文雅行鄙,才高势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西晋文学独特的文化——心理价值与哲学——美学内涵,正在这具有悲剧意味的心态矛盾、人格冲突中铸成。 一、缘情与缘题 文学家的人格是一种双重存在,既存在于日常生活,又存在于文学作品,可分别表述为“行为式存在”与“文本式存在”。陆机入洛求宦,一开始便卷入小集团的政治杀夺,故其人格的行为式存在并无多少审美价值可言;而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又有着“缘情”与“缘题”的矛盾,这一矛盾,既与陆机人格的双重存在有关,又与陆机的美学思想有关。陆机人格的文本式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悲剧内涵,便生成于其诗歌创作的“缘情”与“缘题”之间。     

悼祭文学主题的阐释──评王立《中国文学主题学──悼祭文学与丧悼文化》

王立先生推出颇富创辟意味的《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199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继续在主题学研究方向上勤奋求索，作为这种努力成果的，便是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主题学》的问世。这部长达百万字的著作分为四册，即《意象的主题史研究》、《江湖侠踪与侠文学》、《悼祭文学与丧悼文化》、《母题与心态史论丛》，它们各司其职而又密切联系，共同为“主题学”学科之建构效力尽责。书中将原始思维与艺术思维研究、文学与泛文学研究、雅文学与俗文学研究、文学与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融合沟通，联袂而行，表…     

对文学史重构的一个侧面考察——王立先生的文学主题学研究评述

王立先生文学主题学研究,可分为文人抒情文学的主题与意象研究、叙事文学题材母题的分类型研究、武侠文学及通俗文学通题研究、佛经文学及小说母题中外溯源比较研究、主题学研究学术史和研究范型的方法论总结等方面。文学主题学批评,摒弃了传统批评着力于＂社会——人物——作品＂的研究,把作家作品个案集锦式研究,转换到文本内在演变的关注上。王立的主题学研究论从史出,具有跨学科性、跨文体性,理论色彩鲜明而系统性突出,是运用外来和邻近学科理论进行文学史贯通问题研究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