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易学阐释“共同体”对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范式意义

近年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成了学术热点,其中,阐释"公共性"的研究是这一建构的起点,而公共阐释又以阐释的"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经典文本的阐释研究尤其是经典阐释范式的研究十分有必要,也十分迫切。《周易》经传阐释因其阐释文献的富赡、阐释研究方向的全面、《周易》经传文本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中国阐释学研究最典范的阐释现象。在"历时"的维度上,《周易》经传的阐释形成了前后相继的"易筮的共同体""‘士’易学共同体"和"儒家易学共同体",反映了易学阐释的时代特征,共同体的梳理更有助于经传文本的研究和当代阐释学的反思。     

惠栋对考证方法的“知识性”改造

惠栋的考证方法包括注疏法、训诂法和校验法.注疏法改变了疏不破注的经学解释传统,强调以疏证注;训诂法发展了"识字审音"的"小学"技术,强调文本之真;校验法扩充了经义取证的范围,强调经义之真.这些考证方法的广泛运用使惠栋超越了"复兴汉学"的狭隘性,而迈向"知识性"的朴学之途,从而开启了清代学术的新学风.     

经学视野下的王弼《周易》解释学新诠

从经学的视野来看王弼的《周易》解释学,其总体呈现出"以传解经"的解释风格:在经传体例上附传于经,突出了《易传》文本的重要性;在卦爻解释上秉承卦本《彖传》、爻本《小象》的思路,并创发出许多新的范式;在义理倾向上,通过人格化的爻位观传达出偏重于政治的旨趣。王弼的《周易》注解是对东汉易学由繁琐走向虚妄,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深渊的一种补救,对《易传》基本义理的遵循保证了其经学的底色,这也是后世儒家将其接受为五经正解的真正原因。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学界存有一种观点,朱熹重新确立了《周易》文本卜筮性是哲学思维的倒退。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其实,朱熹重提《周易》卜筮性有其历史原因和学术整体发展的思考。朱熹主张易学解释当先从卜筮入手,恢复《周易》文本卜筮话语,主要是为了纠正易学解释中出现重义理、轻卜筮的偏差。他的意图未真正将卜筮与义理对立起来,否定《周易》筮占话语所蕴涵的义理,而是把卜筮和义理视为文本应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倡易学解释先以卜筮话语解读之,然后推演其中义理。以此出发,理解卜筮视域下《周易》象、数、辞、理之间的关系,即先有理后有象有数,以象数符号为理的表现形式,象、数、理三者不可分。就解释学而言,朱熹一方面承认了《周易》是卜筮之书,尊重历史传统,反对人为割断历史、无视文本卜筮及卜筮视域下形成的象数。另一方面,不固守历史,而是着眼于文本意义开放性,以解释"圣人之道"为目标,认同孔子、王弼、程颐等人在各自不同时期所作出符合"现实"或"当下"的接近易道的合理偏见,为易学哲学提出了清晰完整的解释路径,即以历史发展为视域,由卜筮解释入手,用形象的象数符号解释抽象"阴阳之道",完成了由历史到现实、由卜筮之象数到易学哲学解释。因此,朱熹重新...     

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研究的贡献

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治易继承了孔子《易传》中求索易学义理的宗旨,精研《周易》经传义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经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多窥古人未至之境,开创了金景芳易学学派,其弟子们继承并发扬了他的易学思想,治易坚持以探求义理为主的学风,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周易》的哲学与辩证法思想;具体揭示与说明了易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源;对《易》与先秦诸子之学的关系多有阐扬;首次在学界提出了《易传》对《周易》神学卜筮体系改造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在当代易学出土文献及传世文本的释读、研究上见解独到,著述宏富,在当今经典易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可以说,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利用出土文献中 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周易》与庆历新政

11世纪中叶,中国易学史上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勇敢地破除汉唐以来解经注经、章名训诂之学的传统,他们疑经改经,主张重新解释易经,提倡自由解经,强调发挥易经的经义、义理,所谓“经以明道,文能通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恰恰发生在庆历前后,改革派以《周易》作为变法革新的精神武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交相辉映,对宋代的易学以及后来经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古代诗经学的意义维度与阐释策略——兼谈《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

诗经学史上有着无数的知识性差异,但经义的建构基本遵循了"主义""主声"和"主文"三种维度。汉代郑玄以文辞训义为主,宋人郑樵坚持声歌之道,分别建立了义理诗经学和声歌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欧、苏和朱熹等人以文学观念来沟通《诗经》之教,影响也很深远。这三种维度回应了《诗经》的自身阐释需求,指向了经学在教化理路上的差异。在古代,单维的诗经学之间有过体系性的对抗,而多维交织的诗经学内部则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矛盾冲突,并发展出特殊的化解策略。总的说来,"主义"维度始终规范着"主声""主文"之维的实现方式及程度,这也体现了古代诗经学的本质性特征。     

《诗经》语体与《诗经》训诂

《诗经》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包括：《诗经》之风、雅、颂与语体之口语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对应性。文章讨论朱熹《诗集传》经学训诂与毛传、郑笺之不同;马其昶《毛诗学》出而“经学不得废”;戴震《毛郑诗考正》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考证法,以及《诗经》三体与《春秋》褒贬所表现出孔子“语体施教”的特征与思想。     

《周易》美学研究一瞥——以“《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为中心

近代以来疑古派倡导的经传分观原则将易学强势带入了分立断裂的研究误区。在此背景之下,《周易》经传美学通论研究者提出经传通观的观点,主张将《经》、《传》作为一个发展和接受中的整体来看。经传美学通论首先将《易经》美学意蕴定位于含章之美;在此基础之上,从《传》对《经》的动态接受之美、含章从自然美到人格美的过渡、以悲为美、明美、《周易》与象思维五个向度对《经》、《传》美学之关联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对《周易》美学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上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作出阐析。     

《周易》生命哲学“本体论”之思——兼与西方生命哲学“本体”之比较

对作为"大道之原""五经之首"的《周易》之"本体论"的解读,是深化对中国哲学认识的重要途径。《周易》提出的"本体"之思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乾坤并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屯》《咸》《恒》诸卦则体现天地万物产生之实情。《周易》所提出的本体论思想与强调生命哲学的柏格森之"本体"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区别。《周易》哲学将个体之间"生命交流"本体化,而西方的生命哲学则将个体盲目之"生命冲动"本体化。     

百家之魂:《周易》哲学对先秦诸子的基本规定

《周易》哲学正式确立了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其"一阴一阳之谓道"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形而上学母题,所以《周易》哲学是古代中国的文化核心,纲领着整个中华文明的从精神到现实的各个方面。《周易》哲学与诸子百家的关系是全方位的,成为先秦诸子百家的"活的灵魂"。儒法道兵墨农医,无不鲜明地展现出《周易》哲学的精神气质。道家的"负阴抱阳",儒家的"仁义之道",兵家的"虚实之谋"等等,都是《周易》哲学的百家诠释。尽管诸子家家殊异,各个不同,但都是《周易》哲学的专门化发展,这种统一性展现出《周易》哲学中的强大的辨证力量。从历史上讲,《周易》哲学是百家之"母";从哲学上讲,《周易》哲学是百家之"魂"。     

朱震《周易》文本观初探

易学家朱震对于《周易》文本的形成及演化过程的疏解,围绕重卦者、爻辞创作者、“十翼”作者、经传相附四个问题逐层展开。他提出,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的演化过程,其间历经了几代圣人的努力;对于《易传》的作者,他继承先儒的思想,但结合以新的方法和证据,证实孔子撰“十翼”;他还力图说明《周易》经传本来各自成篇,以传附经乃后人所为。总体而言,无论在材料的收集整理还是在论证的方法和深度上,朱震都有超越前人之处。     

“经义”的生成——关于经学阐释学的目标与方法问题

就其意义的建构而言,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学。经学阐释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而其具体目标不是指向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而是指向“义”或“义理”,又称“经义”或“大义”。“经义”即阐释的结果。经学阐释对“经义”的把握主要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语境赋予“经义”以不同的内涵。从“微言大义”到“依经立义”再到“衍义”,随着阐释目标的变化,经学阐释学在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曲折成义”到体认、涵泳的转变。对经学阐释学之阐释目的、阐释目标、阐释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周易》文本的性质

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周敦颐“诚”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发微

《周易》将"诚"的思想衍化为形上之境界层次,而先秦诸子时期对"诚"的论及多涉及侧重于"行"的方面,而后周敦颐又将"诚"提拔至道体,实现天道与人道的互通.且周敦颐对儒家经典《周易》极为推崇,其"诚"的思想也多来自对《周易》的发微,他在对《周易》义理阐释的基础上赋予了"诚"新的意义.《周易》中的"诚"之动静的规定性来自于对《周易》卦辞与义理的阐发,"诚"的两种修养方法亦鉴于《周易》所提倡的内在修养方法.周敦颐更承袭《周易》形上之境界形态,使"诚"上达天命、下立人极,可见《周易》对周敦颐"诚"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起到十分必要的作用.     

"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点困惑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流行着一种趋势:"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主要理论构架在于分辨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两条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路线,剔除恩格斯的解释路向,渲染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进步说".不顾"语境的非法移植"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放置于这种逻辑话语中,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种种理论样态.这样一种依靠"西文本"的"学术性诉求"而嫁接出的理论"成果"本身能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些什么?对此,本文把"重新理解马克思"与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哲学范式转型问题联系起来,深入流行话语的根基处,阐释与剖析了三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令人困惑的现象.     

汤斌《诗辑解》诗经学思想初探

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他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清代中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凖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王弼与二程易学本体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弼最先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周易》经传进行了解释与阐发。北宋时期,史称"二程"的程颐、程颢两位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王弼易学本体思想,强化传统儒学的道德范畴在易学本体论中的地位,并批判吸收佛教体用观以解《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为宋代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