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辨异

“天人感应”是西汉时盛行的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神秘学说,它是维护西汉王道政治的一种权威观念。“天人感应”的命题是由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的,它是指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为了适应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的需要,他以封建大一统主义为指导,利用殷周以来人们对“天”的崇拜及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进一步神化天人关系,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中论证了君权神授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直接为维护西汉王权服务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后汉三贤”的天道观看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萌发

"后汉三贤"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在各自著作《论衡》、《潜夫论》及《昌言》中都有关于"天道"的精辟论述。王充指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将人从天人感应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王符主张"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强调人之调和阴阳、和谐治道的作用;仲长统进一步提出"天道为末,人事为本"的观点,突显个体价值。三者天道观的历时演变轨迹正是东汉一代士人思想解放、自我意识萌发的过程,其中有对前朝"天人感应"言论的承继,亦透露出后世玄学思想的新动向,并映射出后汉一代士人欲突破天命、寻求个体价值的不懈努力。     

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司马迁的《天官书》

史学界和天文史学界对《天官书》不乏溢美之辞，有的评价悖离了西汉的社会背景和《天官书》原文．事实上，《天官书》中的“天人合一说”、“天象谴告说”和“修德修政说”，是“天人感应”学说的产物，是“天人感应”学说指导下的学术总结；《天官书》在促进天文学发展的同时又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走出“天人感应”的怪圈而成为“反天命”论者．     

论司马迁的叛逆思想

汉武帝中期以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趋向激化。司马迁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小地主、商贾和平民的思想愿望,反对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上层奢侈靡费、严刑峻法、好大喜功的政治,要求恢复汉初的“无为”政治,对人民实行改良措施,并从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司马迁的天道观和社会、政治思想,表现出一定的叛逆的性格。一、怀疑“天道”的无神论思想司马迁非常注重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他作《史记》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世俗的所谓“天道”,他表示了怀疑。在《伯夷列传》中他指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并引“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他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

《史记》具有突出的“尚奇”特征,其“尚奇”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司马迁的儒家的苦难意识、民间叙事文学的浸染、对“士”的价值体认与追求以及对天命的信奉等方面。对《史记》“尚奇”成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文化内涵。     

从《史记·天官书》解读司马迁的思想

《天官书》“记国家大礼”,由此可见司马迁把天事当作重要的政治内容载入史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职,《天官书》可认为是他的述职之篇。由此,可以把《天官书》作为考察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思想的主要视点,从中可以发现,《天官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司马迁的天人感应思想、通变思想和大一统思想。     

司马迁天人观的多重性及其原因初探

本文认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是多重的,他既相信天命,却又对天命持怀疑的态度,进而在一些地方否定天命论.司马迁的多重天人观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司马迁的思想渊源,西汉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并不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孔子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家

根据《论语》分析，孔子是理想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家，他以他的认识论方法论，形成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主要表现在他对“天命”的认识与理解上——他的“天命”是指自然与事物的发展规律．在这个观点指导下，形成了他的轻天道重人道、轻鬼神重祭祀、轻理想重实际等思想．     

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与信仰

司马迁相信天命(blind fate),但对天道(divine justice)的态度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大胆地怀疑天道,对天道的不公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他又相信上天能明察秋毫,福善祸淫,给人间主持公道.对天道的矛盾态度是情理矛盾的反映.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嵇康《声无哀乐论》对艺术感应论的解构

嵇康强调音乐的自然本体论,将音乐从宗教和神灵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实现了艺术的自律,使音乐摆脱了外在功利目的束缚,也肯定了音乐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与汉末王充对谶纬神学的批判一脉相承,以机械唯物论和实证论来衡量音乐艺术,否定了艺术的情感蕴含,否定了艺术夸张和想象的价值,同时也消解了艺术的神性光晕。嵇康否定艺术情感内涵的目的在于否定艺术与天地神人感通的神秘维度,进而消解统治者对艺术神秘作用的利用,但天人感应的艺术观念依然存在于嵇康及其同时代人的作品中,这意味着"声无哀乐论"并不能在艺术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神秘是人对世界的一种特殊感知和体验。嵇康对艺术神秘性的极端否定具有矫枉过正的敝端。与其说"声无哀乐论"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音乐思想,不如说它是嵇康反叛名教政治态度的一种极端表达。     

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文学史上一向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本文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司马”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     

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论司马迁天人观与文学思想之关系

中国史官文化天人观,是司马迁“实录”与“爱奇”相统一的思想及著名的“发愤著书”说的基础,并从总体上构成了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深层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以往的研究正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而对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以儒家之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看来,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之"先验自由"与第四个二律背反之"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而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亦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与天道为一。康德沿袭西方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的一贯之旨,以至于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这恰是康德也是整个西方理性的最大局限之处。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史记》人物之死描写论

<史记>人物之死的描写,是司马迁表现悲剧人物思想的特定瞬间,作者通过短暂的历史画面,形象而富有韵味地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不管人物的身份、地位如何,在死亡面前,都毫无例外地流露出了对生命的留恋.只不过,这种留恋幻化成了或慷慨、或悲壮、或无奈、或痛苦的万千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