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误读与当代文学的困境

本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在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抽空了其巨大的理性文化背景,而造成了严重的误读。由于这种误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完全丧失了其原初的解放性意义,而成了市场和欲望的同谋。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作家批判立场的丧失和审美表达被欲望展示所代替:晚生代作品的肉身消费,女性主义文学的天平向女“性”商业主义倾斜,反腐小说自身走向腐化。而解救之道则在于重新回到启蒙的批判立场和审美的灵性向度。     

后现代主义思潮:解读与评价

后现代主义经过发展,呈现出极端否定性与建设性两种向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追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包容、衔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立足于自身语境,批判性地吸收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成果,克服现代化的负面效果,以绕过西方现代化所走过的弯路.并立基于合理的学术态度与文化立场,对"拒绝后现代主义"的口号进行批判分析.     

自恋与狂欢:90年代的几种"欲望叙事"模式

随着商业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90年代后的中国文化语境呈现出无情/滥情、无我/自恋、文化多元/文化自恋主义等悖论;欲望叙事成为新的话语中心,并在社会性和自然性等层面显现出几种突出的叙事模式前者如"成功"、"前成功"、"失败"、"不得不堕落"等模式;后者如"倾泻"、"发泄"、"误读"等模式,无形中消解了理性/情感、个体/环境的思想审美张力,不是对欲望时代本质进行揭示,而是顺从着消费意识形态陷入欲望的狂欢.而陷入欲望狂欢就意味着艺术的消亡.     

"先验观念论"和"经验性实在论"试析--兼谈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误读

本文认为,邓晓芒批评牟宗三在<会通>中误读了康德,这一批评是正确的.牟宗三没有恰当区分先验与超验、经验性与经验.其误读之源在于误解与误译.他的误读对康德哲学是致命的.先验观念论是康德哲学的基本立场.在批判哲学的背景下,这一立场同时意味着经验性实在论.康德提出先验观念论的目的是要面对休谟去捍卫经验的实在.     

巴塔耶的"圣性"欲望观

乔治·巴塔耶是一个以"三界理论"而著称于世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受到尼采、黑格尔、萨德、以及弗洛伊德等思想家的强烈影响."三界"(动物世界、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理论的两大主题分别是"死"和"性",但内驱之力则是"欲望"的辩证否定.巴塔耶通过揭示出世俗(理性)的欲望之下所潜藏的"秘密的欲望",通过把它提升为颠覆、消解具有自我同一性的主体和同质世界的手段,最终使它变成了反对理性主义的大旗和开启后现代主义大门的钥匙.     

金钱和金钱崇拜--新生代小说中金钱欲的文化阐释

新生代小说对金钱欲的表达,是中国当代文学继80年代文学突破性禁区后在欲望禁区的再次突围,与此同时,新生代小说将一直被作为批判因子而出现的消费和享乐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学的新的审美内容,由此,一种快乐原则取代理想原则成为他们小说的审美原则.这种新的审美原则和新的价值观在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经验和审美视角的同时,也使他们的小说中人的需求呈现出一种单一化和片面化的趋向.     

试析中国"后现代"文学观念

在当代文学语境中,"后现代"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受尽怀疑与指责;另一方面,又成为指称和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话语,这决定了对"中国后现代"研究的必要性.对于"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的不同追问,表明不同语境下的理解构成了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混杂性.中国的后现代语境构成了这混杂状况中的一元.文章指出:观念性写作是中国后现代的关键,其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美丑倒置原则、从"自由之我"到"叙事之我"、游戏观念、重估价值等方面.     

后现代主义思潮∶解读与评价

后现代主义经过发展 ,呈现出极端否定性与建设性两种向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追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包容、衔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应立足于自身语境 ,批判性地吸收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成果 ,克服现代化的负面效果 ,以绕过西方现代化所走过的弯路。并立基于合理的学术态度与文化立场 ,对“拒绝后现代主义”的口号进行批判分析。     

再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以批判和反叛现代性的姿态出现的,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的“理性主义”,也必然在其批判之列。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以反理性主义为其表征的。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评价,多是看到了其消极意义。本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却有着积极的意义,那就在于它深入和全面地揭示了“理性”在确立自身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压迫性与极权性,力图让人们对理性之用的消极方面保持警醒。同时,后现代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也并非是要弃置理性,而是坚持理性所内在的批判之维。     

文学社会主义想象的合法性构建——新世纪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国”主体重述与批判性知识生产

新世纪的当代文学研究在解构八十年代文学叙述成规和话语权力的同时,强化了文学社会主义想象的一致性与合法性;知识化维度建立了学科范畴的知识独立性,为"中国"阐释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当代文学研究在重述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主体时,也因强烈的现实诉求瓦解了学科的思想和学术能量,丧失了学科合法性。研究者应深刻把握当下中国社会危机,重建既承继"中国梦"又表征"中国痛"的批判知识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